▲劉永坦院士工作照（資料照片）。

　　這個八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劉永坦又一次成為關注焦點。作為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4歲的他將8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設立永瑞基金，用于學校人才培養。

　　“讓人尊敬的科學家”“俠之大者，國士無雙”……數以萬計的網友評論里，對科學的推崇、對科學家的景仰溢于言表。

　　從20世紀80年代，劉永坦開始帶領團隊堅持自主研發新體制雷達，40年不懈探索，為祖國海疆雷達打造“火眼金睛”，海域監控面積從不足20%提升到全覆蓋，更讓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該技術的國家之一。

　　“不服輸，要創新，絕不向外面的封鎖低頭，做出對國家有意義的成果。”年至耄耋的他用一生踐行。

　　“向海而興，背海而衰”

　　1936年，劉永坦在江蘇南京出生。1937年，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爆發，他和家人開始了長達數年的顛沛流離之路。

　　國家蒙難，民何以安？從那時起，他便明白了“家國”的意義。“永坦”，是家人對他的祝愿，更懷揣著那一代人內心最深的期許。

　　1953年，劉永坦考入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經過一年預科、兩年本科的學習，他以優異的成績成為預備師資之一，被派往清華大學進修無線電技術。1958年，劉永坦回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參與組建無線電工程系，正式成為一名青年教師。

　　1978年，憑著出色的業務水平，劉永坦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并作為國家外派留學生到英國深造。在英國雷達技術知名專家謝爾曼的指導下，他參與了一項民用海態遙感信號處理機的研制項目。期間，他獨自完成了其中的信號處理機工程系統。

　　“向海而興，背海而衰。”一個個歷史教訓，一次次國內外科研實力對比，讓劉永坦清醒認識到：沒有強大海防，就沒有牢固的國家安全。真正的核心技術，任何國家都不會拱手相讓，只能靠自己用智慧和奮斗去爭取。

　　1981年秋，劉永坦毅然回國，并帶回了一個宏愿——雷達能看多遠，國防安全就能保多遠。立足自主研發，突破國外封鎖，給祖國萬里海防裝上“千里眼”。

　　開創新體制雷達之路，在當時并沒有得到很多認可。團隊成員回憶說，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曾開展過突擊性會戰攻關，但由于難度太大等諸多原因，最終未獲成果。

　　面對重重質疑，劉永坦內心始終燃著一把火：“國外能做出來，我們就一定能，只是時間和實踐的問題。”

　　1983年，經過10個月連續奮戰，劉永坦課題組完成了一份20多萬字的新體制雷達總體方案論證報告，在理論上充分論證了新體制雷達的可能性，得到了原航天工業部科技委員會的肯定。

　　從那時起，一場填補國內空白、從零起步的開拓性攻堅戰正式拉開帷幕。1989年，他和團隊在山東威海，建成了我國第一個新體制雷達站。

　　1990年4月3日，一個令人終生難忘的日子——新體制雷達技術探測出海上遠距離期待目標，在監視屏幕上清晰呈現——這是他們苦熬八年換來的成果！

　　這一刻，他們哭了。一行行熱淚，是期盼太久的喜悅，更是一場酣暢淋漓的釋放。這項成功讓劉永坦斬獲1991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當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首屆院士。

　　年近花甲，功成名就，很多人以為他該歇歇了。劉永坦卻沒有停，因為他的目標不是出名，不是獲獎，是要像一名鋼鐵衛士般守衛國家。

　　“一項任務完成了，就要開始下一項，只有研制出性能更好的產品，才能給國家交上滿意的答卷。”劉永坦說。

　　在他看來，科研沒有止境，國防沒有上限。如果科研成果不能轉化為實際應用，就如同一把沒有開刃的寶劍，中看不中用，對國家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損失和浪費。要讓新體制雷達走出實驗室，走向海洋，成為國家海防重器。

　　隨后十余年里，從實驗場轉戰到應用場，劉永坦帶領團隊開始了更為艱辛的探索。設計——試驗——失敗——總結——調整——再試驗……跌倒了，爬起來，數不清的循環往復，他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題。

　　2011年，具有全天時、全天候、遠距離探測能力的新體制雷達研制成功，標志著我國對海上遠距離探測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不僅破解了長期以來困擾雷達發展的諸多瓶頸難題，更讓我國海域可監控預警范圍從不足20%達到全覆蓋。

　　“是干將，是帥才，更是父兄”

　　進行雷達研制，研究人員大部分時間都要在現場試驗。野外試驗，條件惡劣，一干就是幾個月，臨到春節前一兩天才回家，短短幾天后又返回試驗現場……作為隊長，再苦再累，劉永坦總是帶頭干。

　　對海試驗，他們所到之地一定是荒蕪一片沒有人煙的地方，吃住條件都不具備，找來的房子多是四面漏風，夏天蚊子多，睡覺時一不小心把胳膊露在蚊帳外面，第二天就會腫得跟大腿似的。

　　劉永坦卻并不在意，在他心里，解決問題永遠是第一等大事。簡單來說，研制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從海浪、無線電、電離層等多種干擾環境中，把信號找出來。調試初期，系統頻頻死機，幾十萬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發射、接收、信號處理、顯示等設備組成的龐大系統，任何一個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無法運行。要從中找出問題的癥結，工作量可想而知。

　　他們每天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從系統的每一個程序開始檢查，發現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問題，一次次保證了系統的穩定運行，推動項目向下一階段轉入。

　　劉永坦總是鼓勵大家，這些磨難是好事，因為不碰到問題就永遠提高不了。我們不能只擁有書本上漂亮的理論，只有讓它們在實際中解決問題，才能展現出理論的完美。

　　不同于以往的微波雷達，就連航天方面的專家在論證時都低估了其工程化的難度。

　　關鍵時刻，劉永坦沒有退縮：“每一個科研項目的成功，不都是從一次次失敗中闖過來的嗎？如果沒有難點，還叫什么科研？只要齊心協力，就沒有攻不克了的難關！”這番話深深影響著團隊每一個人，經過反復討論，他們決定爭取國家有關部門支持，確保項目開展下去。

　　團隊成員回憶說，那時開討論會，大家總是七嘴八舌，“坦院士”坐在一邊，先是靜靜傾聽，最后再總結發言，他尊重每個人的意見。有時候為了一個問題，他們會從晚上七點一直爭論到第二天凌晨。

　　在身邊人眼中，劉永坦不善言辭，大家對他的敬重卻絲毫不減。因為他是技術上的權威、精神上的領袖，他擁有科學家的遠見卓識、攻堅克難的科學作風，就是標桿。

　　團隊里，有的年輕教師在加入時，女兒剛出生，等項目告一段落再回到家，女兒已經三四個月；為了趕進度，每人每兩個月才有六天的休息時間，這還包括回家路上的時間……

　　海邊雷達站，經常刮臺風。臺風一來，暴風雨就會撞開門窗，灌進屋里。一次，因為擔心房屋倒塌，團隊大部分成員撤到了較為安全的地方，只留下許榮慶、張寧兩位核心成員守護設備。那一晚，劉永坦一夜沒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立刻返回雷達站，沒想到，屋里灌滿泥水，一片狼藉。為了收拾，三個人成了泥人，只有設備安然無恙。

　　“這么多年下來，最讓我感動的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團隊成員沒有一個人叫苦，沒有一個人計較個人得失。無論是年近花甲的老教授，還是正在讀博的年輕人，全都是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劉永坦說。

　　外人評價說，這是一支肯吃苦、能打硬仗的“雷達夢之隊”。劉永坦始終愛才惜才，不能讓干事創業的人，流血流汗又流淚。

　　為了留住人才，哈爾濱工業大學探索完善科研評價體系，讓奉獻者不吃虧，讓奮斗者有收獲。多年來，劉永坦的團隊里，有多人憑借重大科研項目成果，破格提升為教授。

　　張寧家在湖南，1981年底本科畢業后留校進入團隊。劉永坦認定他是好苗子，便幫他免除后顧之憂。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張寧成為團隊骨干，破格提了教授。劉永坦說他是“實踐中成長出來的博士生導師”。

　　“‘坦院士’像父親、兄長一樣關照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這是他對團隊的重視，對事業的珍愛。”張寧說，“我們不能辜負。”

　　然而，也有人選擇離開。每當這時候，劉永坦都會感到些許遺憾，因為在他心里，他們是能干事的。

　　如今，他的團隊從最初的6人發展到30多人，形成了新體制雷達領域老中青三代人才梯隊，在祖國北疆建起了一支“雷達鐵軍”。

　　“科研人的浪漫，就是并肩作戰”

　　在劉永坦家，沒什么豪華家具，最多的就是各類書籍和科研資料。他的書房里，一塊刻有“金婚之喜”的銀盤閃閃發光，很是奪目。那是2010年11月，學校離退休工作處為紀念劉永坦和夫人馮秉瑞結婚50周年送給他們的。

　　1953年，劉永坦、馮秉瑞來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求學，隨后一同留校任教。60多年來，夫婦二人堅守科研教學一線，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度過了大半生時光。

　　每次采訪，劉永坦談到的多是別人的困難，對于自己卻很少提及。團隊里都知道，這對“神仙眷侶”的浪漫背后，有著很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結婚多年，劉永坦長期在野外實驗，幾乎是妻子一人撐起整個家，成為他最強有力的后盾。他得了腰椎間盤突出，她找來醫生按摩；他到農村插隊，她沒有怨言緊緊相隨；一家人的生活，她上下打點，不讓他分心……伉儷情深，唯有并肩作戰，才是屬于他們的浪漫。

　　數十載光陰，一群大學生、博士、教授，本可以站在講臺上，卻到偏僻落后的海邊一年又一年地拼搏。漫長的歲月里，他們送走了青春，迎來了中年，現如今，劉永坦已到了白發蒼蒼的耄耋之年……

　　“我們那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只想為國家做點事，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個人的追求。”

　　年幼時，父親曾一再對劉永坦說，不管將來學什么專業，都要多為國家干點事。

　　在劉永坦心底，中國人那覺醒的靈魂就是對科學的追求，對祖國的赤誠，這絕非任何金錢或贊譽能撼動的。多少單位高薪聘他做課外教授，都被他一一謝絕。

　　在劉永坦的影響下，兒子劉興釗也從事雷達研究。他說，父親教給他最重要的一課，便是對學術的追求不是簡單地“為發表而寫論文”“為評職稱汲汲努力”，而是要做出真正有用的研究，怎樣對國家有利，就怎樣去做。

　　轉眼又十年，劉永坦夫婦攜手走過60載。時值哈爾濱工業大學迎來建校百年，他們共同做出一個決定，將可以由個人支配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800萬元，全部捐獻給母校，設立永瑞基金，聚焦國防電子工程領域，助力學校培養更多杰出人才，打造更多國之重器。

　　永瑞基金，正是從夫婦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這是他們情比金堅的見證，更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對國之未來最深沉的期許。（記者 楊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