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千年前的詩歌，至今仍能引起人們強烈共鳴，在于其質純樸實的語言，激越昂揚的情感，洋溢著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2020年春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首古老的詩句，成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溫暖人心、最鼓舞斗志的力量之一。一批來自日本的捐贈物資，寫著這樣的詩句鼓舞中國人民，伊朗外長也在推特上用這句詩聲援中國。更不必說各地救援物資、八方馳援人員奔赴湖北時，常以這樣的詩句相互激勵。
這句今天讀來依然美好的詩句出自《詩經·秦風·無衣》，是我國最古老的民間歌謠之一。全詩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今天看來，在三百多篇《詩經》中，這一首的字面意義相對容易理解，大概是說：誰說沒有衣裳穿？有我與你共戰袍。天子發兵去打仗，整理戈矛，拿起兵器，我們一同上戰場。然后重要的事情說三遍，重章疊句，酣暢淋漓。
讀者不禁心生疑惑，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前的戰歌啊，卻為何要說“無衣”？為何要“與子同袍”，還要同穿內衣（澤）？
按照《毛詩序》的解釋，《無衣》是一首諷諫用兵的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為《詩經》做注解的大儒毛亨、鄭玄、孔穎達們，對這一“刺用兵”的說法做了進一步的疏箋注解，使其成為正統和權威。
《毛詩注疏》中是這么解釋的：古時候朋友之間關系密切，就相互說，“我豈曰子無衣呼？我冀欲與子同袍”。以示雙方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情意。君王與百姓的關系也是這樣，君王若能“與民同欲”，同心同德，百姓自然愿為明君上戰場，“樂致其死”。而君王平時不與百姓“同欲”，臨戰時才話“與子同袍”，這不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就要詰責。
有大儒蓋棺，這種諷刺、諷諫之說長期占據主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說的牽強，于是做出新解。這就是朱熹，他在《詩集傳》中，用歷史的觀念，分析了《無衣》產生的背景：“秦俗強悍，樂于戰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
照朱熹看來，“秦人之俗，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詩中所寫，不是百姓的諷刺與詰問，恰是將士“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對秦人“強毅果敢”的褒揚。后人稱其為“美”說，并大有追捧者。清代吳闿生認為，朱熹之說勝于舊說，詩中所透露的豪氣，“英壯邁往，非唐人《出塞》諸詩所能及”。
《詩經·國風》收錄的是各地民間歌謠。兩三千年前，每一個地方、每一“國”都有自己的民風民俗，所謂“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詩經》十五國風，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孔子說“鄭聲淫”，就是“鄭風”的特色。“秦風”十首，地域色彩也很顯著。
秦國的地盤，最早在今天甘肅南部至陜西中部一帶，從地緣上看，處在商周王朝與西戎之間。《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的祖先是顓頊帝的后代。大禹治水，伯益輔佐有功，受到舜帝的獎賞，又為舜帝馴養鳥獸，很有成效，于是有了封土，賜姓嬴氏。伯益的后人非子為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于是孝王分封土地，讓他成為附庸國，延續了嬴氏的祀統，號稱秦嬴。
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命非子的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結果被西戎殺了。周宣王又召秦仲的五個兒子，再伐西戎，一舉擊破。于是將封地復予秦仲后人，封為西垂大夫。至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西戎中的犬戎所殺，周平王被迫東遷洛陽，秦襄公率兵護送，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并將被西戎侵奪的岐、豐之地，封于秦，讓他們去收復。
從這一段久遠的歷史，可見秦是在與彪悍的西戎作持久的斗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秦人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慷慨矯健，反映在當地的民歌中，自有一種蒼涼豪邁的基調在其中。所以《漢書》中說：“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焉。”
漢唐儒家疏注《無衣》，以為刺的是秦康公好戰。鄭玄箋曰，“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秦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而其在位十一年，與晉、楚之間戰事不斷，戰則借口王命興師。所以，百姓詰責譏刺秦康公不能恤民饑寒，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為辭耳”，而并非百姓真的指望國君與之共袍。
這個邏輯顯然有些牽強，也不符合詩之語境。反復吟誦，詩中怎么也不見詰責譏刺的語氣。倒是鏗鏘有力的語調，反復詠唱的節奏，自然而然顯露出一種慷慨激昂的氣勢。所以清代方玉潤《詩經原始》眉批：“起極矯健。”晚清陳繼揆《讀風臆補》：“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其筆鋒凌厲，亦正如岳將軍直搗黃龍。”
“開口便有吞吐六國之氣”，當然是后人的附會。但是“同袍”“同澤”“同裳”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同甘苦、共患難的深厚情誼，“同仇”“偕作”“偕行”所展現的那種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滿腔豪情，確實躍然紙上。
古時候的衣物服飾是很復雜的，所以歷來各家對“同袍”“同澤”“同裳”的注解不盡相同。按照這首詩的語序，我傾向于這樣的解釋：“袍”是外衣、戰袍；“澤”是內衣、汗衣，長袍之內上身穿的貼身之衣；“裳”是褲子，古人講“上衣下裳”，裳是在長袍之內的下身衣物。
從外到里，從上到下，即使是最私密的衣物，也可以與子共享，可見關系是何等密切。春秋早期的秦國，還是一個弱小的附庸國，地處周之西陲，頻遭西戎侵擾，可以想見百姓生活貧弱艱難，常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之憾。一句“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自然充滿了激勵鼓動的力量。
秦人受周王之封，為周之附庸，其攻伐西戎、征戰列國的戰事，自然以“王命”而動。所以“王于興師”，是他們普遍認同的共同使命。清末王先謙說：“西戎殺幽王，是于周室諸侯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敵王所愾，故曰‘同仇’也。”只是越往后，周王室越孱弱，“王命”漸漸不過是戰爭的借口。
于是我們可見一幅秦人軍民磨刀擦槍、舞戈揮戟、整裝列兵的激昂場景，在“與子同袍”的鼓動之下，軍士們“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的口號聲振林越。
“與子同仇”的意思，有解釋為共同的敵人與仇恨，也有解釋為“同匹”，即共用戰馬的意思。從詩三章的遞進關系來看，我覺得應是前者。“同仇”意在激發起軍民同仇敵愾的情緒，“偕作”是一起操練，“偕行”則是一同出征，有了“同仇”，方有“偕作”“偕行”、共赴前線拼死殺敵的決心。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無衣》是秦王為楚人申包胥所作。《左傳》中記載，楚人伍子胥父兄為平王所殺，出逃吳國，相佐吳王攻楚，大破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秦哀公沒答應。申包胥靠著庭墻大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整整七天，秦哀公大為感動，“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從時間上看，申包胥乞秦師是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的事，正是孔子周游列國的時候，秦哀公賦《無衣》被孔子收入《詩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這種可能性有多大卻不好說。文史大家金性堯先生認為，此詩當是早期的秦國軍歌，意氣頗為激昂，秦哀公既然答應申包胥出師援楚，便以此詩來慰答包胥。我以為此說更為貼切。
無論是哪代君王時期創作，也無論是為哪種目的出征，拋開歷史上附著在《詩經》上的教化意義，我們僅從詩之文本、文氣上去讀去悟，兩三千年前的詩歌，至今仍能引起人們強烈共鳴，在于其質純樸實的語言，激越昂揚的情感，洋溢著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面對共同的敵人，遭遇共同的危難，人們總是可以激發出激昂慷慨、同仇敵愾的斗志。一種全新的病毒，一場威脅廣泛的疫情，這是人類共同的敵人。關鍵時刻，人類必須團結一致，全球同呼吸、共命運，展現共同的決心，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
正如各國人民對中國疫情的關心關注，中國也高度關注關心全球疫情，用我們一手的抗疫經驗和大量的醫療物資，為世界人民抗擊疫情做出貢獻。在送往意大利的捐贈物資上，寫著：“我們是同海之浪，同樹之葉，同園之花。”
古羅馬的哲言，與古老中國的詩句，蘊含著同樣的力量！（皮曙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