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2019年，備受詬病的文山會海精簡瘦身，過多過濫的督查檢查明顯減少，跑偏走歪的痕跡管理大大收斂。以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作為突破口，各地、各級黨組織持之以恒狠抓作風建設，切實為基層松綁減負，力促黨員干部擔當作為，取得了顯著效果。
應該正視的是，一些部門和少數領導干部依然習慣于依靠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推動工作，制定出臺的不少政策舉措脫離基層實際，違背群眾意愿，不僅讓廣大基層干部在執(zhí)行時進退兩難，更招致廣大群眾吐槽抵制。
過去一段時間，基層治理的奇葩政策和粗暴指令時見披露。為不影響空氣質量監(jiān)測數據，中部某縣城管部門竟要求“農婦70畝小麥必須用手割”；有的地方為迎接環(huán)保督察，強制方圓數十公里范圍內的餐館、洗車店全部關閉；一些城市不顧生態(tài)實際，不遵循科學規(guī)律，大搞所謂“森林城市”建設，鬧出“農田造林”的笑話，逼得政府前腳種農民后腳拔……
亂象種種，深究其因，仍為官僚主義。一些部門和少數領導干部依然“官本位”思想嚴重，仍以“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為慣用手段，熱衷于以長官意志、強制攤派來達成施政目標。從本質上來說，以簡單粗暴的行政命令推動工作，是一種粗放落后、效能低下的治理方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重大政策贏得基層普遍認可贊譽。“全面二孩政策”“房住不炒政策”以及持續(xù)深入的政府“放管服”改革等等，在正式出臺之前無一不是經過慎重研究、反復醞釀，并廣泛征集社會各界意見。大量發(fā)軔于基層的治理新舉，之所以讓群眾獲得感倍增，也因其本身往往來自群眾集思廣益。一些地方在推動改革時，創(chuàng)造性運用“屋場夜話”“鄉(xiāng)賢懇談會”“鄰里幫幫團”等協商機制，引導群眾參與基層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實踐證明，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在重大決策中多問問干部群眾“行不行”“好不好”，是減少矛盾阻力，實現基層善治的有效途徑。
首先，要嚴格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這項制度把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和正確實行集中有機結合起來，既可以最大限度激發(fā)各級黨組織創(chuàng)造活力，又可以統一各級黨組織思想和行動。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各級領導干部要把民主素養(yǎng)作為一種領導能力來培養(yǎng)，堅決杜絕獨斷專行和個人專權，自覺抵制“家長制”和“一言堂”。
其次，要充分發(fā)揮協商民主的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yōu)勢”。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過去由黨委政府唱“獨角戲”、大包大攬的基層治理模式早已難以為繼。要引導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企事業(yè)單位以及代表委員、專家學者、企業(yè)家、鄉(xiāng)賢等多元主體，通過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協商民主平臺，為辦好家事、國事、天下事、身邊事貢獻智慧。
再次，重視民意分量，提升治理質量。發(fā)展成色如何，人民群眾最有發(fā)言權；改革能否落到實處，人民群眾是否支持至關重要。在基層治理中，要高度重視群眾意見這個重要變量，不斷嘗試探索“把話筒交給群眾”“把閱卷權交給群眾”，提高公共決策、政策執(zhí)行、干部考評、項目實施的群眾參與度。實際上，隨著互聯網浸入日常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最大限度地廣納民意、匯聚民智已經成為可能。要充分運用技術賦能帶來的歷史機遇，不斷拓寬群眾反映意見建議、參與基層治理的渠道。
當前，基層社情民意復雜，群眾利益訴求多元，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各級黨委政府在決策時，尤其要充分考慮基層情況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廣泛聽取民聲，盡力匯聚民意，用心凝聚民智。在2020年這極不平凡的一年，要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們更要時刻為基層群眾打開商量的門，推開交流的窗，在建設性的溝通協商中求得上下精誠協作、各方志同心齊，才能告別貧困，圓夢小康。（劉良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