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3日電? 農民日報7月2日刊登通訊：夢開始的地方——學訪習近平“三農”思想的浙江實踐
農民日報記者 何蘭生 徐恒杰 江娜 蔣文龍 孟德才 朱海洋
壹：序章
5月11日，浙江省淳安縣下姜村粉墻黛瓦、曲徑清幽。村民姜祖海開的“望溪”農家樂，籠在絲絲煙雨中，更添江南況味。
“下姜村，夢開始的地方。”這句旅游宣傳語，刻在了村里的顯眼地方。今天的下姜村，“農家樂，民宿忙，游人如織到下姜。”一個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莊，今年前五個月，接待游客超過8.5萬人次，同比增長150%，2017年全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045元。
而就在15年前，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謠：“土墻房，半年糧，有女不嫁下姜郎。”彼時，讓下姜村遠近聞名的是貧窮、是落后、是污染。
轉折點發生在2003年4月24日。
這一天，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乘車從淳安縣城顛簸了60多公里的“搓板路”，又坐了半小時輪渡，再繞100多個盤山彎道輾轉來到下姜村。
“當時，習書記就給我們講綠色發展理念，就是在我們下姜村，因為靠近千島湖，習書記說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水’這句話。”回憶起當年的場景，下姜村老支書姜銀祥依然很興奮。
如果說，2003年的下姜村是“兩山論”的早期萌芽，那么，2005年的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則是“兩山論”公認的發源地。
5月9日，記者走進余村的村級電影院，那里正在播放著一段珍貴的影像資料：2005年8月15日，在余村狹小炎熱的村委會會議室里，聽到干部匯報說關停礦山、水泥廠，村級經濟與百姓收入出現下滑以后，習近平同志面容溫和、語氣果斷，說出那段深遠影響中國未來的話：“剛才你們講了，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個都是高明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實際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余村下決心關停了“全縣規模最大的石灰石開采區”，十幾年過去，當地恢復了竹海碧波、莫干勝景，靠綠水青山引來大批游客，實現了從“賣礦石”到“賣風景”的華麗轉變。
此時，當年許多對“兩山論”一知半解，甚至抱以懷疑態度的人，才由衷地為這份預見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兩山論”直接為浙江走什么樣的路、追求怎么樣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生態優勢也成為推動浙江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動力。
如今的余村，鐫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巨石紀念碑立在村頭，無聲地述說著余村鳳凰涅槃般的轉型、嬗變。
但嬗變的豈止是余村！千百年來，錢塘江逶迤而行，在中國江南秀山麗水之地折成了一個“之”字。因水之折，浙江之名由此而來，奔騰不息的江水也因“之”隨物賦形，在潮起潮落間孕育著、生發著革新的偉力。
而浙江的農業、農村、農民，也許是更早觸摸到浙山浙水的靈動，就在這革新的氛圍中，像夢工場一樣到處上演著奇幻與蝶變：在這里，傳統種養漸成歷史，當注入文創、休閑、養生等元素后，農業變得時尚、精致而又高效；在這里，農村不再是被遺忘的角落，反倒成了市民競相踏足的后花園，人們把鄉村生活奉為潮流、視作夢想；在這里，農民也不再是“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寫照，而是拿著手機栽水果，穿著皮鞋種水稻，開著寶馬辦民宿，讓人恍惚：這是市民還是農民？在這里，農業與旅游的界線在模糊，農村與城市的界線在模糊，農民與市民的界線同樣在模糊。
而說起這些變化，浙江人多會不約而同地提起，曾經擔任5年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盡管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但他的“三農”思想在浙江深深扎根、歷久彌新。
這是中國夢、“三農”夢開始的地方。5月，沿著習近平“三農”思想的實踐路徑，記者來到浙江，學訪中國“三農”的浙江答卷及其背后的脈絡邏輯。
貳：初心
嘉興南湖一隅，一艘小船靜靜停泊。97年前，這艘看上去不起眼的小船劈波斬浪，開啟了中國革命驚天動地的歷程。
沿著早期共產黨人的足跡，在黨的十九大閉幕一周后，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專赴嘉興，重溫初心。
初心是什么？
90多年前，依靠農村革命，中國共產黨推動了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40年前，發軔于小崗村的農村改革打開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大門；5年前，承載著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使命，中國夢成為新時代的最強音。
任務與時俱進，初心始終如磐。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不變的諾言。
但是，歷史的命題、時代的叩問一再提醒：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要回歸世界之巔，“三農”始終是繞不過去的門檻，傳統農業大國的偉大復興，注定要從鄉村出發。
鄉村，必將再度成為泱泱大國——“夢開始的地方”。
黨的十九大，吹響了鄉村振興的號角，無數沉寂在神州大地的村莊，振興的夢想在孕育、在破殼、在生長……
先行踏上振興之途的浙江鄉村，如熠熠閃耀的星光，照進了中國無數平凡村莊振興的旅程；而她自己，腳步也從未停歇，正在朝著習近平同志15年前親自擘畫的夢想奔跑，實景演繹著中國鄉村振興的盛大圖景。
讓我們沿著時間軸回到2002年，當年10月12日，習近平同志調任浙江，他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在3個月時間里跑遍了11個地市。而所有議題中，他最關心的還是“三農”。
然而2002年的浙江，對下一步經濟社會如何轉型升級、如何看待“三農”問題還是有疑問的。當時，作為一個GDP全國排名第四的工業強省，有人認為搞農業不如搞工業；有人甚至擔心，以工促農會拖慢工業發展速度、拉低城鎮居民生活水平、延緩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
對此，習近平同志態度非常明確。“無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水平，無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農業的基礎地位都不會變。”2003年1月13日，習近平同志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講到。
2005年5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農民日報》專訪《習近平的“新‘三農’”說》中，深刻論述了他對“三農”工作的認識，即：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務必以人為本謀“三農”、務必統籌城鄉興“三農”、務必改革開放促“三農”、務必求真務實抓“三農”。
此前3個月，他在《務必執政為民重“三農”》中寫道：“目前，我國人均生產總值已超過一千美元，我省已接近三千美元，工業化、城市化呈進一步加速的趨勢，這既是一個有利于‘三農’問題根本解決的戰略機遇期，也是一個容易忽視‘三農’利益、導致各種矛盾凸顯的社會敏感期。”
今天聽來，這是多么熟悉的話語，多么睿智的論斷！但對當時的浙江，這無異是當頭棒喝，是一種發展觀的革命，是重農強農富農的宣言！盡管時光荏苒，但習近平同志的這一“三農”新思想，一直指引著浙江“三農”蹄疾步穩。自此，在浙江，無論是沿海，還是平原，或是山區，“三農”始終是重中之重，是精力、財力重點關注和扶持的對象，而這，不能不說與習近平同志當年的率先垂范密切相關。
在浙江抓“三農”工作，習近平同志不僅有理論，更有實踐；不僅跟中高級干部講，還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向基層干部宣講，把“三農”工作做得既高屋建瓴又落實落細。嘉興市海鹽縣通元鎮雪水港村72歲的村民陳新祖至今還記得2006年1月4日的情景。“習書記進來的時候，我正好站在門邊，他走過來第一個就和我握手。”陳新祖說。
不過，陳新祖怎么也不會料到當天下午發生的事：習近平同志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向海鹽縣160多位村黨支部書記和縣、鄉鎮負責人作專題宣講。時任于城鎮黨委書記金愛明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可不得了了，省委書記給村支書開會講新農村建設。”
今天，沿著草蛇灰線回到過去，我們恍然發現，也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著眼于古老民族“兩個百年”復興征程的雄圖偉略就在思考、探索。
而這，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八八戰略”。2003年7月10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指引浙江未來改革發展的“八八戰略”。
關于“八八戰略”，習近平同志曾這樣闡述：第一個“八”所指的“八個優勢”，并非單純指已經體現出來的優勢，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結合實際作出的總體把握，體現了繼承和創新的統一。第二個“八”則是指八個方面的舉措，是針對進一步發揮、培育和轉化優勢提出的，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增創新優勢、再上新臺階。
“八八戰略”體現了“經濟優等生”的浙江對自己未來方向的思考與探索，更體現了決策者對發展大局的責任與擔當。
“八八戰略”核心要義離不開習近平“三農”思想方略。談及“八八戰略”，習近平同志不止一次講到，浙江改革開放以來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始終重視“三農”問題，不脫離農業抓工業化，不脫離“三農”抓城市化。
從“八八戰略”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攬全局、架梁立柱的宏圖大略，成為小到一個省、大到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遵循。
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認為，浙江這些年的改革發展，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確指引的結果；浙江今后的發展，也必須深學篤用，爭當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排頭兵。
承接“八八戰略”，對應鄉村振興。省長袁家軍表示，浙江將從更深層次、更寬領域對待“三農”問題、認識鄉村振興，從全方位來統籌謀劃、協調推進。
“習近平同志開創性地提出了加快城鄉一體化、創建生態省、推動海洋經濟和欠發達地區發展三大舉措，這對浙江的‘三農’發展，可謂是定海神針！”浙江省副省長彭佳學說。這位分管“三農”的副省長，是農田水利科班出身，此前長期在水利、海洋漁業等部門工作，他說，尤其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提出，正式開啟了浙江“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
從西子湖到中南海，習近平“三農”思想日漸豐盈，臻至升華。
2013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2015年7月，在吉林調研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
2016年4月，在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加快農村發展，堅定不移維護農村和諧穩定。
2017年10月18日，在黨的十九大這個承前啟后的歷史時刻，習近平同志再一次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三個必須”“三個不能”“三個堅定不移”成為習近平“三農”思想最為鮮明也最為系統的總括性要求；而“三農”的重中之重地位，則從《之江新語》到十九大報告，都是始終如一的堅守、始終不變的初心。
叁：融農
“嗚—嗚—嗚—”在安吉縣魯家村，每天早上9點，村里的觀光小火車都會迎著清晨的陽光準時出發。村民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聽到小火車汽笛聲響起。火車一響，“黃金萬兩”：游客來了，收入就來了。
魯家村曾經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一沒產業，二沒名勝古跡，三也談不上區位優勢，2011年還是泥巴路、土坯房，村民收入靠養豬、養雞，污染不小，利潤卻不高。
2011年，被稱為“PPT書記”的朱仁斌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上任伊始，他就請專業機構為村莊做規劃，然后拿著規劃的“PPT”招商引資。在經過反復論證后，他帶領魯家村走上了“家庭農場+鄉村旅游”的發展道路，如今村民人均收入達到35600元。
在諸暨市的山下湖鎮，從一產的特色蔬果種植，到二產的火龍果精深加工，再到三產的休閑旅游、教育培訓、文化創意等，一家名為“米果果小鎮”的農場，有著農業版“迪士尼樂園”之稱，每到節假日，人頭攢動，車水馬龍。
農場所在的解放村，過去一直以水稻種植和魚塘養殖為主。而現在，工商資本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氣，關鍵帶來了先進的經營模式。“簡單種種養養，已很難吊住消費者胃口，需要通過拉長產業鏈，來獲得更高效益、更快發展。”“本土老板”陳照米說。
現在，傳統農業得到改造，村黨支部書記虞國新說，老百姓不僅有租金、有分紅，還能在家門口就業。
在浙江，像魯家村、“米果果”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浙江省農業廳廳長林健東認為，當傳統農業與加工、采摘、養生、旅游、文創等結合后，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新業態，讓農業身價倍增、脫胎換骨，也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農業。
記者發現，浙江三產融合風生水起，消費市場和前景固然是前提，但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同樣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說，正是政府持之以恒抓基礎設施，堅持不懈出扶持政策，才為三產融合鋪平了道路。
這一點，浙江省里的態度很明確：農業是安天下、穩人心的產業，始終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同時，農業畢竟屬于市場經濟，首先得有錢賺。浙江本身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又普遍多小散，靠規模、靠產量顯然難以取勝，必須另辟蹊徑，創立獨特的競爭優勢，方可占有一席之地。
面對嚴峻挑戰，2003年，習近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發展高效生態農業，并且明確將休閑農業、觀賞漁業、森林旅游等業態，列為新興產業予以扶持，并指出“所謂高效，就是要體現發展農業能夠使農民致富的要求；所謂生態，就是要體現農業既能提供綠色安全農產品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在內涵上，高效體現的是產業致富，生態則體現的是，既要提供綠色安全的農產品，又要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提出，符合浙江資源稟賦的實際，也符合現代農業發展的趨勢。”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唐冬壽談起學習總書記指示精神時，深感受益匪淺。
三產融合，農業是基礎，浙江將目光聚焦基礎配套設施。
過去，浙江也有一些農業園區，但都是示范性質，數量和輻射面十分有限。2010年開始，浙江在習近平同志繪就的藍圖上，將“糧食生產功能區”和“現代農業園區”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現代農業的主戰場、主平臺和主抓手，既扎緊糧食生產的籬笆，同時借此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事實證明，浙江持之以恒抓‘兩區’建設，這條路子走對了！一下解決了以往經營主體、產業布局、工作力量、資金使用散亂的弊病，實現‘一個池子蓄水’，為政府統抓農業，主體發展產業，搭建了絕佳平臺。”林健東告訴記者。
余杭地處杭州近郊，區位優勢顯著，很早就打出了培育農業園區的口號。農業局局長丁少華深有感觸地說，目前余杭建成了133個500畝以上的現代農業園區，如今它們大多成了三產融合的最佳平臺。
2015年，浙江又在“兩區”基礎上，推出“農業產業集聚區”和“現代特色農業強鎮”，直接聚焦三產融合。現在，全產業鏈幾乎成為浙江農業的骨骼，也成為眾多經營主體的“不二法則”。
靠花卉苗木、種子種苗起家的浙江“森禾”，早已將觸角伸至生態修復、城市綠化、園林設計等服務業，就連往常地方性的一些生產研發基地也變身花海。
義烏的“資深豬農”朱儉軍，一改傳統方式，讓豬圈立體化，建起了六層高的現代化豬舍，自動喂料、自動清糞，還可進行無臭化處理。以養殖為基礎，一條集加工、包裝、儲運等的“中央廚房”鏈條雛形出現。
被譽為“中國淘寶第一村”的臨安市白牛村，村民們靠著一臺電腦、一本《新華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敲打出電子商務創業之路。2017年通過電商銷售山核桃400多萬斤，銷售額3億多元。
這幾年，浙江的農家樂、民宿早已邁過“小打小鬧”的階段，進入到全面發展的鄉村旅游時代。目前，從省里到市、縣都在規劃和推介“鄉村旅游線路”，串點成線，為游客提供便利，還將農家樂、民宿、鄉村旅游，列入政府采購目錄和工會療養休養等，鼓勵其發展。像杭州、長興，幾乎月月都有農事節慶活動，幫助聚人氣、打品牌。在湖州，鄉村酒店、高端民宿、農家樂、農莊，對應各類消費，提供了多元選擇。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浙江已建成4598個休閑觀光農業園區，接待游客2億多人次，實現總產值352億元。
在唐冬壽看來，通過融合發展，浙江農業的地位得以夯實，影響力得以擴大，同時也走出了浙江獨特的發展道路。
浙江統計部門的一項研究顯示，盡管農業一產在浙江僅占GDP不足4%，農產品加工業也不占優勢，但按照三產融合發展的口徑計算，涉農產業所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超過了10%。
15年來，浙江審時度勢，揚長避短，更注重品質品牌，更注重產業鏈的融合，一以貫之，接力奮斗，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毫不動搖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高效生態農業之路。成績可圈可點，經驗彌足珍貴。2011年，習近平同志曾對《農民日報》總結浙江現代農業發展經驗的報道予以批示：浙江在農業發展理念、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生產要素重組、農業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的創新，符合浙江農業資源實際，符合現代農業發展規律，對推動浙江現代農業發展產生明顯效果，對浙江發展現代農業方面的好做法，可認真總結，積極推廣。
肆：和美
5月江南，天青欲雨。
今年2月剛履新金華市委書記的陳龍，一直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金華市的資源稟賦、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特色，在激烈的“美麗鄉村”競爭格局中，彰顯自己的個性，突出差異化優勢。
陳龍此前長期從事“三農”工作，在與省內麗水、湖州、杭州、寧波等地進行了全面對比和分析后，他提出了“和美鄉村”的定位。
“和美鄉村與美麗鄉村，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不一，要求更高，注重內在美、全域美、全面美，是美麗鄉村的升級版，將作為金華實施鄉村振興的總載體。”讓陳龍感到有基礎的是，十多年來，通過狠抓配套設施和綜合發展，金華鄉村的“顏值”和產值都在不斷提升。
在金華市金東區曹宅鎮金溪村，記者看見一座粉墻畫壁、修竹芊芊的院落，遠遠望去還以為是私人別墅。走近才發現，居然是一座豬場。豬場老板倪洪根告訴記者，豬場存欄500頭生豬，配套建設沼氣池、干濕分離機、污水處理設施等，真正做到了零排放。
和美鄉村也好，美麗鄉村也罷，說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美上加和，但如果沒有15年前的“千萬工程”，哪里有今天和美鄉村與美麗鄉村的競爭或升級？
時光回轉到本世紀初。彼時的浙江農村，環境臟亂差問題突出，群眾揶揄，走在浙江農村，要走過許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個干凈的村。
城與鄉，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兩大空間載體。城鄉關系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對關系。2004年1月召開的浙江省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就提出，“力爭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上走在全國前列。”
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如何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是一個重要課題。發軔于2003年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為此提供了一個有效示范。
時任浙江省農辦副主任、被習近平同志稱為“省級農民”的顧益康回憶說，有一次陪同習近平同志下村調研，看到一個村環境很好。習近平同志問，這樣的村在浙江多不多？
顧益康如實告知：不多。據省農辦摸排，當時浙江僅有4000個村莊環境較好，剩余的3萬多個村莊環境普遍較差。
差到啥程度？像經濟最發達的杭州、紹興等地，農民有了錢，紛紛蓋起小別墅，可家里現代化，屋外臟亂差，垃圾靠風吹，污水靠蒸發，河里滿是垃圾和黑水，農民連洗拖把都嫌臟。
習近平同志一路聽，一路看，一路思考。2003年6月，一項名為“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拉開帷幕。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全面整治1萬個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想致富，先修路。2003年，浙江啟動實施鄉村康莊工程，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鄉通村及農村聯網公路，公里數平均年增長30%。
那5年里，從通村公路，到村內的道路硬化，從垃圾收集，到衛生改廁，從河溝清淤，再到村莊綠化，“千萬工程”就像大合唱，全面徹底解決村莊環境衛生。習近平同志親自抓，親自部署，每年召開現場會，為了鼓勵各地創新爭優，會議地點下放到縣，哪里做得好，就往哪里開。《農民日報》2005年11月21日曾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習近平書記和他的三次現場會》為題進行了報道。
“從省里到地市，再到縣里，都是‘一把手’抓‘千萬工程’，這成了一個雷打不動的慣例。盡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側重，但一直以來，決心不變、主題不變，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標。”顧益康回憶說，起初，對“一把手”親自抓，許多人也不解，可正是由于這股恒心和魄力，讓浙江農村環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勢。
5年結束，“千萬工程”并未就此止步，而是進入到整體推進的新階段，將整治內容拓展到生活污水、畜禽糞便、農藥化肥等面源污染整治，以及農房改造建設，之后浙江又啟動農村垃圾分類、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等一系列后續工程。
如今，“千萬工程”在浙江大地結出累累碩果，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計約2.7萬個建制村完成村莊整治建設，占浙江省建制村總數的97%；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處理，建制村全覆蓋，11475個村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占比41%；90%的村實現生活污水有效治理。
對應鄉村振興總體要求，前不久，浙江出臺了《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高水平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行動計劃》，將實施“萬家新型農業主體提升、萬個景區村莊創建、萬家文化禮堂引領、萬村善治示范、萬元農民收入新增”的“五萬工程”。“千萬工程”在其發源地有了升級版。
曾經境內皆是“黑水河”“牛奶河”的浦江縣，如今河水清澈，野生魚兒又多了起來。縣委書記施振強感慨良多：“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深入人心，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環境改善的好處，再也不會回到為了發展而犧牲環境的老路上了。”
嘉興市早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并在全省率先制訂規劃綱要，聯動推進“城鄉空間布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等六方面的一體化。這些年來，嘉興市的城鄉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嘉興的城鄉統籌除了注重環境打造外，還格外注重以人為本。在嘉興市副市長洪鵬鵬看來，城鄉一體化就要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老百姓享受優質的教育、衛生、文化服務。
作為“東南形勝，江吳都會”的杭州，一直不缺游客，但是杭州市副市長王宏告訴記者：“如今的杭州，每年1.6億游客中，有1/3到過杭州的鄉村，這股潮流已勢不可擋。”他表示，杭州要順應鄉村生活成為一種向往和時尚的潮流，“把鄉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園、大景區。”
“鄉村旅游的發展，為浙江的新農村建設找到了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也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增添了一大新亮點。”彭佳學說，數據顯示，去年浙江僅農家樂接待游客就達到3.4億人次，總收入超過353億元，“未來三年內，浙江將打造1萬個A級鄉村景區，其中，1000個還將達到3A級標準。”
最近，浙江更是啟動了投資1.25萬億元的全省大花園建設，目標是要形成“一戶一處景、一村一幅畫、一鎮一天地、一城一風光”的全域大美格局，建設現代版的“富春山居圖”。這是浙江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大手筆，也必將為浙江的“三農”和鄉村振興帶來巨大機遇。
如今，行走在浙江大地上，記者愈發強烈地感受到，城與鄉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公路、郵站、寬帶、客運班車“村村通”，廣播電視“村村響”，農村用電“戶戶通、城鄉同價”……總之，村莊整治建設的點定在哪里，相關部門的項目和資金配套就跟到哪里。
與金華市委書記陳龍思考相契合的是，浙江美麗鄉村建設如今已經超越了環境整治階段。鄉村的“美麗”，內涵更深，層次更高，范圍更廣；不僅有物質，也有精神；不僅有“顏值”，更有品味；不僅有富裕，還有祥和。
鄉村文化繁榮起來，讓老百姓“心有所棲”。
“一個村莊得有一個文化中心，不然精氣神就散了。”淳安縣委副書記董文吉說。2013年，浙江在全省啟動建設以“農村文化禮堂”命名的鄉村文化服務綜合體，喚醒了沉潛于鄉野民間的文化自覺意識，接續起綿延于歷史時空的江南文脈。如今在浙江，農村文化禮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村民笑聲最多的地方。截至2017年年底，已有7916個農村文化禮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成為永不謝幕的村莊客廳。
基層黨建強起來，引領著鄉村同心同向，雁行有序。5月11日，在浦江縣浦陽街道同樂村，青磚小瓦馬頭墻，紅花綠樹芳草茵。走過每一戶村民門前，都能看到標有編號的分類垃圾桶，村里看不到一處亂堆的垃圾。
“起初，我們干部入戶宣傳監督垃圾分類時，村民們不理解，效果并不好。”浦江縣浦陽街道黨工委書記陳煒說，2013年開始，浦陽街道根據農村熟人社會的特點，每名黨員干部包干聯系10戶以上農戶，每只垃圾桶對應有編號，將聯系戶垃圾分類情況納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并以“紅黑榜”形式進行公布。“黨風正，民風淳。黨員的面貌改善了，村莊的精神面貌才能煥然一新。”陳煒說。
鄉村治理模式完善起來，構建起鄉村格局的龍骨。而作為“三治合一”的探索地，嘉興市桐鄉市高橋鎮岳風村早在2013年，就開始探索構建“法治、德治、自治”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起初我們想單獨搞法治、德治、自治的試點，但運行了一段時間發現，‘三治’分開根本搞不了。”高橋街道黨委副書記徐曉葉告訴記者，近年來，桐鄉逐步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開幕當天，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電視機旁，當習近平同志擲地有聲說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村民們頓時激動起來：“總書記說‘三治合一’了！”
我們當然不好說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治合一”一定起源于岳風村，但岳風村的實踐是習近平“三農”思想在浙江根植人心結出的碩果，則是毫無疑義的。
伍：創客
“最憶門前鏡湖水”。5月11日，浦江縣前吳鄉，清澈湖水緩緩流淌。沿著湖邊的木棧道一字排開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大長條桌臨湖而置，家人朋友在此，喝上一杯龍井，嘗一下當地特色小吃，彌漫著優美的湖濱慢生活情調。
說起民宿，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就是名字比農家樂好聽點，接待水平差不多，但在浙江，這樣的觀念已經過時。
前吳鄉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鄉創業的新農人。“他們懂得城市消費需求，善于推廣和營銷，又有品味，懂得創新，對于業態的引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浙江省農辦綜合調研處副調研員龐偉說。
如今，前吳鄉的民宿一到節假日，常常一房難求，浦江縣縣長丁政告訴記者：浦江旅游收入從17億元增加到92億元，成功創建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縣。
不光是民宿，傳統農業也有不少新面孔。孫靈娟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2014年放棄高薪職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農業。現在，藏紅花基地占地500多畝，還帶動了周邊186個農戶。
而現在，像孫靈娟這樣高學歷，具有新思維、新技術，敢闖敢拼的新農人，在浙江被稱為“農創客”，他們活躍在之江大地上，為浙江“三農”發展帶來了新的能量和活力。目前，浙江“農創客”已超過1600多名，其中80后占88％，本科及以上學歷占56％。義烏市副市長董士虎認為，這些年輕的“農創客”，用生動的實踐賦予浙江現代農業一種蓬勃的朝氣，催生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農創故事。
新型職業農民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生力軍。但，誰來為他們提供社會化服務呢？浙江省早在2006年，就在農村開啟了“三位一體”改革，就是為了建立為農服務體系。十多年來，從低層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層次的“大聯合”，只要農業經營主體有需求，就能享受從生產、供銷到信用的全方位服務。如今，浙江已構建成省、市、縣、鄉四級“農合聯”組織。
為鼓勵他們創業，浙江省出臺政策，搭建平臺，讓他們無須憂心水、路、電等基礎設施問題；要流轉土地，政府構建了縣、鄉、村三級服務體系，不必一家一戶跟農戶交涉；像糧食的全程機械化、病蟲害的統防統治等社會化服務，也十分便捷；若要充電培訓，從高端的農業MBA到各類培訓，只需照著菜單打勾即可……2016年底，浙江還成立了“農創客”發展聯合會。
除了這支創業大軍外，現在，活躍在浙江“三農”領域的，還有眾多的工商資本，他們瞄準了三產新業態，也培育了一大批“新型農民”。
為解決農業發展的瓶頸，浙江省在用地問題上“絞盡腦汁”進行探索。嘉善縣下轄的大云鎮，是全縣面積最小的鎮，相對來說用地也最緊張。2016年，縣里推出“飛地抱團”項目，簡而言之，就是將各個村騰退“低小散”企業獲得的建設用地指標流轉，再把每年分配給各個鎮、村的用地指標統一歸集后，選擇區位優勢明顯的地塊，統籌布局“兩創中心”建起園區。
大云鎮黨委書記王枕旦興奮地告訴記者，“飛地抱團”項目可謂一石多鳥，首先解決了村級集體經濟的收入問題，第二保障了土地空間和指標，第三為后續引進高質量的好項目創造了條件。
今天的浙江，已經很難有一個權威的標準來界定什么叫農民，但種種現象都在強化一個事實：在新業態的融合下，農民的職業屬性不斷強化，而且變得越來越專業、時尚，也越來越復雜和多元。
即使作為身份屬性，浙江的農民與市民也越來越接近。2017年浙江全省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24956元，連續33年居全國前列，更為難得的是，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已經縮小到2.054∶1，成為全國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5月9日，杭州市余杭區小古城村。村口的大樟樹下，小圓桌邊，三三兩兩的村民圍坐在一起，他們也許不懂什么叫“民主協商”“鄉村治理”，但很多事情就在你一言、我一語中解決了。
5月10日，嘉興市嘉善縣繆家村。和煦的陽光照遍村莊的每一個角落。文化廣場、圖書閱覽室、健身房、老年活動室……每一戶居民，從自家門口出來步行15分鐘內，都能找到合適的文娛場所。
5月11日。金華市金東區浦塘村。咿咿呀呀的二胡聲仿佛從時光深處傳來，村民們三三兩兩聚到文化禮堂里，唱和著傳統戲曲婺劇古老的旋律。
“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振興的要求與設想，正在浙江農民的生活中逐漸變為現實：有職業尊嚴、有個人價值、有文化意趣，歲月靜好，盛世安和。
陸：燭照
在無盡的時間軸上，2002年之后的浙江與2012年之后的中國，似乎有著許多巧合。而歷史的巧合往往深有寓意，回望來時路，巧合當中蘊涵著必然，路徑當中隱藏著伏脈。
世紀初的浙江與十年后的中國是何其相似！
2002年，浙江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浙江人更早感受到“成長的煩惱”和“制約的疼痛”。僅占GDP比重不足5%的農業，還要不要？該何去何從？百姓錢袋子鼓了，可環境臟亂差，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日益拉開的城鄉溝壑怎么填？農民進城后，鄉村日漸空心化，又該如何重現活力？十年之后的中國，隨著經濟水平的增長，也同樣遭遇到這一時代之問。
世紀初的浙江，同樣面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當時浙江的山海之間，用直線將杭州市臨安區清涼峰鎮和溫州市蒼南縣大漁鎮連接起來，出現的是一條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分割線，被叫做“清大線”。主要位于“清大線”西南側的麗水市、衢州市和舟山市，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僅為沿海發達地區的50%左右。而把這條線左右翻轉，放大到全國，就是多年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東部與中西部分界線。
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方式也是當時的“痛點”。浙江從2003年開始，要素供給全面緊張，“有項目無地建設、有訂單缺電生產”成為普遍現象；另一方面，依賴成本優勢的“浙江制造”，遭遇內銷壓價和外部“反傾銷”的雙重擠壓。那時，浙江因為鬧“電荒”，工業企業“停二開五”“停三開四”是常事，甚至連西湖晚上都經常漆黑一片。
后來有記者就此問過習近平同志：“在停電的時候，習書記在想什么？”習近平同志回答：“痛定思痛吧，人總是要長一些教訓，才能增加一分動力，我們的資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正是帶著這樣的認識，十年后，習近平同志領航泱泱大國。
如今，回望浙江的“三農”戰略與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三農”思想的一路星光閃耀。
從2002年底提出“以建設生態省為重要載體和突破口，加快建設‘綠色浙江’”，到2005年發軔于余村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再到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習近平總書記生態文明思想秉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開辟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新境界。
從2003年啟動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到2004年提出以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戰略路徑，再到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努力在統籌城鄉關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要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習近平總書記胸懷對城鄉關系的深刻洞察，帶領中國走上統籌兼顧城鄉平衡發展的康莊大道。
從2005年1月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以綠色消費需求為導向，以農業工業化和經濟生態化理念為指導，以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核心，深入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到2016年底提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歷史性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從高效、生態角度出發，引領一場農業發展觀的深刻革命。
回顧浙江“三農”發展實踐，顧益康分析認為，習近平“三農”思想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梁家河的知青歲月中萌芽，尚處于感性認知階段；經由正定和福建的實踐探索階段，日漸豐滿；到了浙江進入成熟成型階段；最終在中央，實現了升華。
從這個角度看，一方面，浙江，尤其是浙江“三農”的大實踐、大發展、大轉型，是滋養習近平“三農”思想大樹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習近平“三農”思想更是燭照浙江“三農”改革發展的指路燈和智慧源。
柒：啟航
下姜村姜祖海家里，習近平同志當年親自指導的、淳安縣歷史上第一口沼氣池還在打火做飯，只是農家樂開起來以后，游客太多，原來供自家使用的沼氣現在已經不夠用了。姜祖海把農家樂的名字叫做“望溪”，寓以“望習”之意，以此表達著感恩與期盼。
余村天荒坪長谷飯店里，老板史文喜創制了“兩山宴”，成為游客來余村必點之宴，其中的主菜就是用白蘿卜、青菜、糯米、西瓜等做成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今的余村，平均每天有20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察團、旅游團前來參觀游覽。
正如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所說：“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從下姜村、余村出發，我們看到了中國無數鄉村的未來。
它們萌芽于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對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匯聚著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磅礴之力，共同澆鑄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
行進的中國，夢想一路相伴。
97年前，中國革命的紅船從浙江出發。
15年前，習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戰略”，交出了浙江的一份答卷。
今天，浙江一直沿著“八八戰略”的道路前行，始終堅持“高效生態”的農業定位不動搖，始終奮進在“千萬工程”的征程上不停歇……在堅持不懈的基礎上，不斷書寫著新的發展篇章。
以夢為馬。讓我們懷著嶄新的希冀，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在習近平“三農”思想的風帆下，見證鄉村振興的夢想從“浙”里啟航，期待“兩個一百年”目標在中華大地如期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