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在陳伯堅首批隨軍入朝后不久，新華社以林麟為組長，李耐因、徐熊任記者的九兵團記者組隨軍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戰火紛飛中采寫了第二次戰役東線作戰的通訊報道。

　　1951年1月下旬，新華社特派國內部軍事組組長普金入朝，建立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由志愿軍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李唯一兼任社長，普金任專職副社長，是總分社的實際負責人。

　　“新華社進駐的礦洞坑道很長，還是兩層的，每層高和寬都有約2米，有的地方還有一塊較大的空地。編輯部在上層，下層是機要。洞中生活不見天日，又十分潮濕，‘嘀嗒嘀嗒’的滲水聲，被大家戲稱為‘水簾洞’。特別是空氣不好，還曾發生過有害氣體溢出致使兩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時發現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鮮戰場的環境十分艱苦，志愿軍總分社的編輯部常年設在陰暗潮濕的山洞里，駐地附近幾次遭到敵機轟炸、掃射。圖為總分社何友、李健華、孫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內學習。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一直在總分社擔任編輯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憶：“從踏上朝鮮國土直到停戰，新華社記者們的工作、生活都與防空密切相關。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駐地隨戰線變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檜倉，就再也沒有動過。檜倉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金礦，山上多條被采空的礦洞和綿長的坑道成了防空好處所，也是我們工作、住宿的地方。”

　　從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兩頓飯，伙房在山下，大家輪流下山打飯。一次下山打飯，一枚啞彈讓朱承修逃過一劫。

　　“那天9時多，當我拎著一桶飯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時，兩架黑乎乎的‘野馬式’飛機突然低飛著沖過來。我把兩個桶一放，就滾到旁邊排水溝的草叢里。”朱承修眼見著飛機上的機槍手朝自己射擊，子彈從頭頂飛過，還沒等人跑開，又有兩架飛機呼嘯而來，發射的一枚火箭彈就落在離他20來步的山坡上。“火箭彈竟然沒有爆炸，我趕緊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駐地山溝里共落了20多枚炸彈。后來，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細長的火箭彈。”

　　抗美援朝時期新華社前線記者與空軍英雄張積慧的合影，前排右起為蘇群、謝芝麟、張積慧、曾思明、劉紫池、殷步實；二排右起為丁德潤、崔佳山；三排右起為閻吾、徐熊、朱承修。

　　他記憶中的又一次危險時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時，工兵在洞外為總分社蓋起了兩個掩蔽部，洞對面一個由機要室專用，洞口一個是編輯辦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塊塊厚大的石塊壘起作墻，門窗貼上白紙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時左右，一架美軍B-29轟炸機投下的炸彈突然在離掩蔽部幾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戶紙被震成碎片，蠟燭被震滅，桌上的稿紙飛了一地，大家馬上飛奔進洞。

　　“同事丁德潤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紙一張張摸起來。當我最后進洞時，第二批炸彈掀起的泥土石塊就打在我們背上。洞里冬暖夏涼，夏天也要披棉襖，當時幸虧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憶，進洞后大家點起蠟燭看稿，頭頂不斷傳來爆炸聲，有點兒像打悶雷，燭火也被震得飄動起來。直到第二天，大家才發現掩蔽部外被炸出一個大坑，但只損失了一個破臉盆。同志們說：“如果那炸彈不是偏了幾米，總社就得重新派人來接替我們的工作了。”

　　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有過同炸彈、機槍子彈擦肩而過的經歷。一次，機要組組長連培生回安東，由于坐在一輛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擠，兩腳只能翹在車外。結果中途遇空襲，一梭子彈下來，只覺得腳一震，下車疏散時感覺走路不對勁，才發現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戰役期間，新華社記者李耐因隨軍（26軍）采訪，經常露營，寫稿子也常是在樹下、路邊或臨時搭起的棚子里。這是記者李耐因（右）在臨時搭起的防空棚下，向軍隊參謀人員請教戰況。

　　盡管工作生活條件異常危險艱苦，與敵機周旋是常態，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專職副社長普金對大家的要求依舊嚴格。“業務上要求編輯尊重記者的勞動，戰地采訪，每一篇稿件都來之不易，‘槍斃’稿件是大事，要盡量挽救。”朱承修回憶。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討，一商量就是一兩個小時，“稿子編得不好，馬上就被打回來”。（記者 強曉玲、張博令）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