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鄉村孩子的夢想

　　公益項目“巴別夢想家”發起人、北京姑娘璐瑤扎根廣西偏遠鄉村的11年

　　11年前，璐瑤在支教學校的宿舍里工作，沒見過電腦的學生們好奇地圍上來，她用筆記本電腦前置攝像頭拍下了這張合影。受訪者供圖

　　扎根偏遠鄉村，她力圖找到一種方式，幫助解決鄉村教育的封閉問題——這是她的夢想

　　聽上去如此雄心壯志，但這個在英國讀完管理和金融兩個碩士學位回國的北京姑娘，用11年的努力讓我們看到，一個立志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輕人，可以積聚多少能量

　　“其實我沒想過實現一個夢想，得付出這么多代價。我的健康、青春、愛情……”璐瑤在夏日陽光中揚起臉，目光晶瑩。講起有一年，留學時的同學聚會，她因為忙著開營回不去，“大家都過得很好，但一個同學對我說，我好羨慕你，我們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人。我說，我也覺得自己挺值得羨慕的。”

　　8月底，一場名為“非凡普通人——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的攝影展在北京舉行，展出照片全部來自擔任過兩屆“荷賽”（世界新聞攝影大賽）評委的攝影師王身敦。

　　過去5年，他用鏡頭記錄了一群在中國各地長期從事公益事業、探索社會問題解決之道的普通人，贊嘆他們“非凡”的生活方式，并想起日本作家鹽見直紀的那句“一定有一種生活，可以不再被時間或金錢逼迫，回歸人類本質；一定有一種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時，也能貢獻社會。”

　　璐瑤是被記錄的對象之一。從25歲到36歲，這個北京姑娘已經陪伴了一群鄉村孩子11年。

　　扎根偏遠鄉村，她力圖找到一種方式，幫助解決鄉村教育的封閉問題——這是她的夢想。聽上去如此雄心壯志，但她11年來的努力，足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立志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的普通年輕人，可以積聚多少能量。

　　“鄉村教育的根本問題不是貧困，是封閉”

　　2009年初，25歲的北京女孩璐瑤從英國讀完管理和金融兩個碩士學位回國，在正式踏入社會、當個小白領前，決定先到鄉村支個教。

　　她報名參加團中央的西部計劃，因為回國晚、報名遲，這年沒招滿支教大學生的地方只剩兩個，一個在廣西，一個在甘肅。

　　北方人嘛，覺得甘肅氣候更好適應，她打電話問當地團委，“你們對志愿者有什么要求啊？”

　　接電話的人很幽默：“就三點，能吃土豆，會吃土豆，愛吃土豆。我們這邊別的沒有，就土豆多。”

　　她被逗得哈哈笑，改了主意去廣西。

　　璐瑤不愛吃土豆，她有點挑食，愛干凈，在別人眼里多少有點“嬌氣”。曾經14歲下鄉插隊的父親總覺得女兒這代人打小在蜜罐里泡大，不知人間疾苦，也吃不了苦，她對此很不服氣。

　　去農村支教，是璐瑤一直以來的愿望。

　　她對志愿服務有長久的關注，讀大學時，每周末會去盲校做志愿者。但在人生的頭25年，除了鄉村旅游，她沒接觸過父親口中那種“真正的農村”。

　　璐瑤要去支教的地方，在廣西百色田陽縣巴別鄉，缺水、缺耕地、交通閉塞，當時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元，她要教的學生90%是留守兒童。

　　春節后，給璐瑤送行，兩個發小當著她的面打賭，一個賭她待不到3天就得逃回來，另一個賭7天。

　　但璐瑤想跑回北京的時刻只有在支教學校的頭一晚。那天晚上，在自己枕頭上看見一只拳頭大小的紅毛蜘蛛，她發出穿透宿舍的尖叫，引來一群孩子圍觀。

　　后來，她發現學校里還有許多其他小動物，為治老鼠她養了只貓，為治蜈蚣她養了只雞。

　　英語課總上自習，或由其他科老師代課的孩子們有了一個北京來的英語老師。

　　第一節課，璐瑤給學生看家鄉北京的照片，有孩子大聲問：“老師，為什么這個地方是平的？”

　　“我很震驚，生活在大山深處，他們甚至不能想象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平的。”她思考支教半年能留下點什么，“我希望讓他們對未來多一點想象。”

　　十年后，提起璐瑤的第一節課，好幾個當年的孩子——阿國、“秘書”、蘇童，都清楚記得，她教的第一個單詞是“Dream”。她說，“以后可以不記得我是誰，不記得我教過什么知識，但請記得這個詞。”

　　“她讓我們猜它是什么意思，我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來。最后她告訴我們，它的意思是夢想。第一次有人告訴我，這個東西很重要。”蘇童說。

　　在巴別鄉的每一天，璐瑤都有新的發現和感受，尤其當她開始家訪，走遍全鄉13個村子，她感覺，“每天都有東西咚咚咚地撞擊你的心靈。”

　　去寶寶家，進門是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孩子。父母雙雙在外打工，十歲的男孩在長輩親屬幫助下獨自生活。“家里誰砍柴？誰煮飯？誰掃地？”“我自己。”

　　在“秘書”家，問這個12歲的孩子夢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夢想是什么。長大可以養豬、種玉米。”

　　艷艷發燒了，用手摸摸她的額頭試溫度，小姑娘突然就哭了，爸爸在外打工，媽媽離開了家，這樣的觸摸陌生而溫暖……

　　紛雜的情緒在璐瑤心里積累，終于在一個清晨爆發。在那個起晚了的早上，她從宿舍出來，一眼看見一群孩子捧著飯缸、蹲在樹下，埋頭吃早飯。他們有的光著腳，有的穿著破舊的鞋，身上臟臟的。他們背后，是極美的青山白云藍天。

　　“我腦海里一下閃現小時候常在北京看見的建筑工人蹲在工地門口扒盒飯的畫面。”想到這可能就是這些孩子的未來，她眼淚唰地流下來。

　　這不公平。她想，憑什么？孩子生來有被陪伴，被愛的權利，未來該有無限可能。他們沒做錯任何事，他們的家庭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付出了。在村子里，老人沒有子女，孩子沒有父母，可他們沒得到應得的。因為成長在貧窮鄉村，他們缺少愛護、信息閉塞、教育資源和發展機會匱乏，對未來的可能性一無所知。

　　“過去，我認為鄉村教育的根本問題就是貧困，是孩子上不起學、買不起書。但那時，我發覺比貧困更要命的是封閉。”

　　在封閉的世界，孩子沒有足夠的想象力談論夢想。他們親眼所見的人生道路，要么是像爺爺奶奶一樣種地，要么是像父母一樣打工。第三條路是學校老師講給他們聽的，要考大學，但他們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學，也不知道考上大學后做什么。

　　許多年后，璐瑤覺得，在那個莫名其妙哭到不能自已的清晨，冥冥中像有人告訴她：我們來做點什么打破這種封閉，如果這些孩子看不到未來的可能性，我們讓他們看到。

　　這成了她的夢想，也讓她的人生拐向另一個方向。

　　“我解決不了幾百萬人的問題，我解決幾個行不行？”

　　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想幫貧困鄉村的孩子們打破封閉，這可能嗎？

　　最開始，璐瑤也沒什么特別的辦法。

　　在臨近支教結束的一次家訪路上，她跟同行的本地老師說，想發起一個助學項目，幫巴別的孩子聯系一對一的長期捐助人。

　　那位老師的反應是：你能堅持多久？

　　他見多了來來往往的支教大學生、一時受觸動說要捐錢的熱心人，和許多為期一兩年、效果微茫的助學行動。

　　“我被問懵了。”璐瑤說，“我說我不知道，但我愿盡最大努力，一直堅持下去。”

　　在當地老師協助下，她發起“巴別夢想家”項目。2009年7月，支教結束，璐瑤帶著130多份走訪來的巴別孩子資料回到北京，為他們尋找一對一捐助人。

　　她要求捐助人在所捐助孩子成年前的長達十年左右時間里，除了每月提供150-250元的助學金，還要與孩子保持聯系，做其情感陪伴的伙伴和接觸世界的窗口，決不能半途而廢。

　　這種“陪伴成長”的要求，和她有限的“資源”，使得第一批得到捐助的孩子只有8個，捐助人全是璐瑤的親戚，包括她的父親、小姨、叔叔和嬸嬸。一年后，數字上升到31個。

　　回京后，璐瑤在北京金融街一家投行上班。在山里待久了，城市變得陌生，她覺得金融街的樓高得能叫人閃了脖子，走路時，幾次撞上大廈透明的玻璃門。金融業是個閃耀著金錢光輝的行業，每天對著電腦，看財富的聚集和再分配，她總會想起巴別的孩子們，比較此地彼地，像做著一個沒醒的夢。

　　整個人被撕裂，璐瑤覺得痛苦，“這明明才是我該走的路，可我難受。”

　　干了幾個月，她放棄掙扎，辭職去一家公益組織，工資起碼打了三折，但她得以學習怎么做公益項目，怎么更好地幫助鄉村孩子。

　　日益感受到一對一助學不足以解決封閉問題，“信息來源單一，而且是虛擬的，孩子們只能聽說，不能親身體驗。”2011年，璐瑤開始辦參與式工作坊，組織夏令營、冬令營，請受助學生免費參加。

　　此后至今，每年寒暑假，“巴別夢想家”的孩子都會聚在一起“開營”，每場大營主題不重復，由璐瑤等組織者和孩子們共同設計，包括：與世界和解，走進社會、家、故鄉和城市，認識我自己……

　　2020年夏令營，他們選定的主題是法律，“不做平庸之惡，實踐智慧與善”，孩子們以破案偵探等身份，在游戲中學習法律知識，了解真實案例，培養公民意識。

　　只做室內活動還不夠，“打破封閉，要走出去。”2013年起，璐瑤每年帶幾乎沒離開過家鄉的孩子們出去游學。第一回，他們去的南寧，孩子們逛了科技館、動物園、廣西大學，為了省錢，晚上6個人擠住一個標準間，但所有人都高興得要命。

　　去城市游學參觀也不夠，她覺得打破封閉還得接觸真實社會，2014年開始，“巴別夢想家”的孩子每年都要參加社會實踐。第一次實踐活動，是把他們帶到百色市的公園，分成幾個4人小組，每組給500元啟動資金和6小時時間，比賽在城市里賺錢。

　　有小組賣花，有小組賣藝，有小組在公園門口以5塊錢一個的價格買氣球，然后站在賣家旁邊嘗試6塊錢一個賣出去。

　　鼓起多少勇氣，才敢跟陌生人搭話，碰了多少壁，甚至被當成騙子，委屈地大哭，最后還虧了本……“但這不就是真實的學習嗎？”璐瑤說，有小組賺了13塊錢，成員們高興壞了，說是人生第一桶金。

　　在社會實踐中，這群鄉村孩子服務家鄉的社區，體驗城市的生活。他們親歷打工者的一天，去農貿市場分揀圣女果，去餐廳后廚幫忙；他們做鄉村調研，給家鄉拍紀錄片，采訪村里老人的故事……

　　轉變悄然發生，有孩子發現：“我不再害怕新挑戰，因為這些在‘巴別夢想家’早已嘗試過。”

　　經過6年摸索，璐瑤總結出一套路徑，她認為“巴別夢想家”通過創造一個社會化學習的實踐共同體，探索著鄉村教育封閉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們對社會化學習的定義是，把學習者浸泡在復雜、多元、真實的社會情境中，通過持續不斷的體驗和實踐所發生的學習。”璐瑤說。

　　在長期舉辦的大量參與式活動里，他們一次次模擬一個鄉村孩子從邊緣到融入社會的過程，通過推動孩子在集體中的身份轉變實現他們的學習、蛻變。

　　2012年，為賺取資金辦工作坊，也為了擴展捐助人資源，璐瑤離開公益組織，進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

　　工作強度大，她常來不及倒時差地到歐洲出差，還要去巴別帶孩子們開營，但翻看她那兩年的微博，不時會看到幾句興高采烈的“我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越來越清晰”“多累的時候看到巴別的照片都覺得如沐春風”“半夜做夢夢到‘巴別夢想家’茁壯成長，居然笑醒”。

　　2015年，糾結半年后，璐瑤不顧勸阻，辭職回廣西，全心投入“巴別夢想家”項目。

　　這一年，璐瑤32歲。她說自己心里其實很害怕，但又怕再過幾年，更沒勇氣，“對夢想的渴望能戰勝恐懼和孤獨。”

　　“有的事情，看到了沒法裝沒看到。假如我從沒去支教，我知道社會上有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但我也可以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可我確實看到了。我可以裝傻，所有人都可以裝傻，然后呢？社會是個共同體，鄉村留守兒童有幾百萬人，他們最終都會進入社會。誰都想獨善其身，但誰都沒法真的獨善其身。我解決不了幾百萬人的問題，我解決幾個行不行？每個人都這樣想，社會是不是就不一樣了？”璐瑤說。

　　“教育的客體不是孩子，是環境”

　　璐瑤從沒要求“巴別夢想家”的孩子學習多用功，考試考多少名，但從結果看，他們總帶來驚喜。2015年，“夢想家”第一次有適齡參加高考的孩子，5人全部考入大學，阿國考上中央民族大學，成了巴別鄉30年來首個考到北京讀大學的考生。此后，中國政法大學、中國地質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幾乎每年都有“夢想家”的孩子考到北京。

　　2016年，11個“夢想家”成員參加高考，全部考入大學，全鄉僅有的兩名考入全國重點大學的考生都在其中。

　　好消息每年都在繼續。

　　加入“巴別夢想家”時，孩子們還是小學生，其中還有后來差點被學校勸退的“差生”，為什么他們都能考上大學？“就因為他們是自己想上，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見識過世界后，他們內生的動力被激發了，這些成績不都是‘夢想家’的功勞，我們只是提供了一種學校和家庭之外的有所助力的環境。”璐瑤說。

　　她覺得每個孩子都是粒種子，給予陽光、水和土壤，都能發芽。

　　一定程度上，這些孩子打破了人們對留守兒童的刻板印象。在大學，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成為學校社團的領導者、活躍分子和班委，“當了各種部長，所以我們‘夢想家’理事會的微信群群名就叫‘神仙和各種部長’。”璐瑤說。

　　理事會是2016年“巴別夢想家”登記為“廣西夢想家鄉村貧困青少年關愛中心”，成為省級公益組織后，通過公開競選選出來的，成員除了璐瑤，全是年滿18周歲的“夢想家”孩子，他們參與所有決策，共同管理這個機構。

　　“所以，當人們說農村孩子到大學后會自卑，會不適應，沒有責任感……這到底是孩子的問題還是環境的問題？教育的客體不是孩子，是環境，教育者要把勁使在環境上。”

　　提到“大環境如此”已成為一種方便的借口，璐瑤說：“我們忘了自身對大環境的責任，忘了每個人都是一個環境。”

　　近幾年，早期加入“夢想家”、現在已考上大學的鄉村青年們——他們被叫作“出欄夢想家”，紛紛在學習工作之余，回故鄉服務更多鄉村孩子，成為運營“巴別夢想家”項目的主力軍。

　　這也成了“巴別夢想家”最獨特的地方，給予其生命力。

　　曾經，璐瑤是個孤獨的夢想家，在人生地不熟的田陽，帶著迷茫獨力支撐著這個前路未卜的機構。最初，她近乎奢侈地投入多年光陰，陪伴了不到100個鄉村孩子。直到2017年，機構九成資金來自個人捐贈，她很難從基金會籌到款，人們質疑她的模式不成規模，效率低下，難以復制。

　　但現在，“夢想家”的孩子們回復了這些質疑。過去3年，幾十個“出欄夢想家”動員了超過600名大學生志愿者，服務了約兩萬名鄉村學生。像璐瑤做過的那樣，他們發起、設計和組織工作坊，他們去鄉鎮學校辦閱讀活動，他們遷移服務鄉村孩子的經驗，為同樣渴望打破封閉的鄉村教師們做教師工作坊……“巴別夢想家”開始得到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持，2020年，他們在百色市教育局支持下，把夏令營從田陽縣搬到百色市。

　　回顧過往，看著當年個頭不及自己腰間的孩子長成可以依靠的臂膀，璐瑤覺得很奇妙。她想，自己是“巴別夢想家”從0到1的1，現在的“出欄夢想家”是從1到N的N，那N的N次方又會是什么樣？

　　她有點佩服自己11年來的堅持，感激“夢想家”的孩子們在她無數個人生至暗時刻里帶來的溫暖。

　　當說好要一起回田陽辦“夢想家”的同伴突然說“我不去了”；當免費提供服務，支持了近十年的孩子家長背地里說這些人最后肯定要騙錢，現在是還沒到時候；當有人對單身的她指指點點，惡意揣測她的私生活；當有人不信世界上有做事不圖錢的人，不肯看他們的第三方財務審計報告，就斷言他們的財務一定有問題；當她從2018年開始給全職員工發工資，被質疑公益組織的人怎么能領工資……是孩子們的溫暖支持她走到今天。

　　璐瑤永遠忘不了2017年夏天，有伙伴離開，開營不順利，她高燒不退，在筋疲力盡的夜晚，坐在辦公室里嚎啕大哭，被“秘書”撞見。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當初的選擇到底對不對，值不值？”她問。

　　“就算今天‘夢想家’關門了又怎么樣？我的命運已經改變了。阿國、佑佑、亮，我們的命運都已經改變了，難道這還不夠嗎？”“秘書”說。

　　“那些更小的孩子們怎么辦？”她又問。

　　一年后，2018年9月，“秘書”放棄在南寧工作的機會，回到家鄉，成為“巴別夢想家”在璐瑤之外的第一個全職員工。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沒有老板我會在哪里？在做什么？也許像許多村里的小伙伴們一樣，早已出去打工，甚至成為小混混了。所以我認為老板的選擇是正確的，不然怎么會有今天的我們。”這個今年24歲，被“夢想家”的伙伴們取了綽號“秘書”，以至于一些小孩子忘記他的大名叫蘇光富的年輕人說，他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想要承擔更多責任，服務更多像自己一樣的孩子。

　　“離開是為了回來”

　　今年8月，經由“巴別夢想家”理事長璐瑤提名與全體理事合議，蘇光富被推選為第二任理事長。

　　在朋友圈里，璐瑤寫道：“發起‘夢想家’是我做過的最牛的事情，直到我交出‘夢想家’。”

　　這種“交出”有過一回預演，去年冬天，在其他“夢想家”同伴幫助下，“秘書”首次在璐瑤不在場時，統籌了整場寒假大營。

　　2019年1月，璐瑤被診斷出腫瘤早期，住進醫院做手術。她拿著病理報告單問醫生手術能不能等過完寒假她辦完工作坊再做，“命是你自己的。”醫生說。

　　“你看，現在疤還在。”指著脖子上的疤痕，璐瑤爽朗地笑著講起這段經歷，在腫瘤醫院的十幾天，她每天晚上在熄燈后躲進廁所，通過視頻遠程跟進大營進展。順利結營那天，視頻電話里，她和“秘書”對著屏幕泣不成聲。

　　今年理事會換屆后，很少在別人面前掉淚的新任理事長發表完就職演講，又一次對著前任理事長大哭，璐瑤說：“‘秘書’，謝謝你，沒有你，我不知道現在的自己是什么樣。”“秘書”說：“彼此彼此。”然后哭得更厲害了。

　　“走到今天，我們真的太不容易了。”璐瑤說，就從那一刻，她覺得自己11年前的夢想已經實現，孩子們打破了封閉，改變了命運，而且改變命運的孩子們回來了。

　　“離開是為了回來，為了那些在我們身后無法走出去的人們”，如今，這句話是“出欄夢想家”們共同的格言，被他們一再講起，也通過各種方式付諸實踐。

　　一位參與了今年法律夏令營的志愿者感嘆：“在這些少年面前，不少大人可能都會被逼出心靈深處的一種‘小’來。”

　　璐瑤認為，這句話的精髓在于，這些來自鄉村的年輕人不是只追求個人利益和階層流動的“逃離者”，他們愿意為家庭、為家鄉、為社會擔責。

　　“巴別夢想家”像一個魔術箱，一群孩子進去了，出來了，改變了。11年中這個社群的哪些舉措最有效？怎樣讓一些偶然成為必然？

　　“出欄夢想家”們正在研究這一課題，嘗試從他們親歷的11年實踐里提煉經驗，創立可推廣的理論模型，將之分享給全社會。

　　他們計劃2021年通過展覽等形式，向公眾呈現研究成果，包括他們共同撰寫的十年發展故事集、十年變化紀錄片……他們期待為社會提供一種解決鄉村教育封閉問題的方案，喚起更多人對鄉村貧困青少年的關注。

　　有孩子跟璐瑤表達了做“巴別夢想家”全職工作人員的想法，“我希望‘夢想家’能成為一個好的工作機會，保證薪資待遇，提供成長機會，不要讓大家覺得回來是種犧牲，這是我正在努力做的。”璐瑤說。

　　回想20歲的自己，她開玩笑說最初的夢想是“不勞而獲”，每天吃吃喝喝、到處旅游，過悠閑的日子，可人生的際遇如此不可思議。

　　“其實我沒想過實現一個夢想，得付出這么多代價。我的健康、青春、愛情……”璐瑤在夏日陽光中揚起臉，目光晶瑩。講起有一年，留學時的同學聚會，她因為忙著開營回不去，“大家都過得很好，但一個同學對我說，我好羨慕你，我們這么多人里，你是我知道的唯一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的人。我說，我也覺得自己挺值得羨慕的。”

　　她跟父母講，你們該為我驕傲啊。因為沒照顧好身體，父親至今都生她的氣，母親很心疼她。“這11年是值得的。”璐瑤說。

　　2009年去巴別鄉支教時，她聽人講了個故事，說之前來的志愿者覺得這里太窮太苦了，就在學校門口的小黑板上寫了一句“巴不得別離”。第二年來的志愿者，覺得這里風景美，人很淳樸，在黑板上加了一個“開”字，變成“巴不得別離開”。

　　輪到璐瑤的時候，她確實沒離開，而是創辦了“巴別夢想家”，“夢想家的意思有兩個：一是每個孩子都是夢想家，二是它是孵化夢想的家。”（記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