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為我們帶來嚴峻挑戰的同時，也提供了發展機遇。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我們要大力推進醫衛行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以適應當前復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為實現‘健康中國2030’、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堅實基礎。”清華大學醫院管理研究院院長、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近日在2020年健康界峰會期間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獨家專訪，就未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國家級醫學科學院建設、器官捐獻與移植體系建設等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重點、難點提出建議。

　　提升疾控機構專業性“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與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工作相比，今年我國在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從總體上有很大進步，疾控機構和廣大醫護人員做出了杰出貢獻。”黃潔夫表示，與此同時，我們也需進一步做好堵漏洞、補短板、強弱項等疾控體系改革中的重點、難點工作，“特別是下一步亟須提升中國疾控機構的專業性、權威性和執行力。”

　　“我國的疾控機構是技術部門，應發揮它的技術作用，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使其在技術上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黃潔夫認為，特別在面臨國家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時，技術專家的意見更需要得到重視。

　　“一方面應完善并維護好相關政策體系，讓疾控機構的技術人員和隊伍有發展空間，能夠專心做技術；另一方面應設立相關渠道，讓疾控機構的聲音可直達決策層。”黃潔夫說。

　　事實上，疾控機構權威性和話語權的重要性在國際上有例可循。黃潔夫舉例說，美國疾控中心是集行政和專業職能于一體的聯邦機構，直接對總統負責，曾被公認為全球公共衛生機構標桿。“遺憾的是，隨著2018年公共衛生問題在美政治議程中的降級，以及近10年來聯邦體制官僚化對專業技術機構的日益侵蝕，美疾控部門在這場疫情本土保衛戰中慘遭滑鐵盧。”

　　成立國家級醫學科學院培育醫學科技戰略力量

　　黃潔夫建議，建立國家級生命醫學科學研究機構，對我國醫療、藥物、衛生等方面的研發給予長期穩定指導、投入與支持，帶動中國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這是未來提升我國應對突發公衛事件能力、實現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的關鍵。”

　　據黃潔夫介紹，我國21世紀五十年代由衛生部組建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際是由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阜外醫院、整形醫院及幾個研究所組成的正廳級單位，并非權威國家級生命醫學科學研究機構。

　　此外，由于多個部門碎片化管理，難以真正形成合力，我國公衛安全、生命科學研究與臨床醫療服務規范化等工作進展受到影響，醫改中一些與專業技術相關政策的出臺受到一定制約。黃潔夫舉例說，全科醫師、專科醫師培養與資格認定，醫學教育中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及繼續教育脫節等問題就受此因素制約，長期難以得到較好解決。

　　對此，黃潔夫呼吁，在國務院領導下構建能夠引領統籌全國醫學科學大格局的科研和基金資助機構至關重要。“關鍵是整合全國臨床醫學、基礎醫學、生命科學、藥學、公共衛生、醫院管理、生物制藥等學科的優質研究資源，培育醫學科技戰略力量，為國家生命科學與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前瞻性、科學性的關鍵人才和創新學科。”

　　“這一機構不僅是為國家制定國民健康政策及重大公衛安全、生物安全、醫學倫理政策的智囊辦事機構，還應負有對相關政府主管機構的監督責任。”黃潔夫說，這個機構可稱為“國家生命醫學科學院”。機構成立初期可委托清華、北大等重點大學籌建，其成員由在世界上有影響、敢于擔當直言、具有豐富臨床醫療與公衛管理的各學科領域知名資深專家組成。

　　同時，黃潔夫建議，該機構的管理方式應有別于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對其成員應采用行業推薦制，按需分期分批增補，同時應有吐故納新、廢除終身制的機制。

　　器官捐獻與移植改革忌“新瓶裝舊酒”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在衛健、紅十字會等部門以及所有臨床醫生、器官捐獻協調員等社會各界人士的辛勤努力下，我國已于2015年實現公民志愿器官捐獻，器官捐獻與移植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得到國際業界的認可。

　　與此同時，黃潔夫認為，目前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改革還存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亟須修訂，紅十字、衛健部門及醫療單位之間的權責仍需進一步明確等問題。“特別是捐獻、獲取分配、移植、注冊登記和監管這五大體系尚待完善。”

　　對此，黃潔夫表示：“這五大體系是‘新生兒’，在改革中切忌‘新瓶裝舊酒’，切實為人民群眾提供高質量、符合倫理的器官移植醫療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在我國一直高效、安全、順利進行。國家衛健委組織專家團隊，按照高選擇性、高防護性的要求對一些新冠肺炎晚期、肺纖維化的病人成功進行了肺移植，獲得國際移植界相關專家高度評價。記者 張超文 周寧 黃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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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