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滿章的電腦里藏著一家醫院的隱痛。15個文件夾，各類表格超過100份。

　　他常打開的一份表格顯示：截至2020年6月1日，廣東省中山市人民醫院2019年尚未收回的醫療費用合計約753萬元，欠費者有130人。

　　全年從這家醫院出院的8萬多人里，666人欠過費。55個臨床科室里，27個遇到了欠費。

　　醫療費用管理科科長陳滿章和同事要做的，就是追討欠費。他經手的單筆最大欠費是65萬元。這個科室成立13年了，在今年之前，名字一直是“醫療欠費管理部”。

　　很多醫院都有一本欠費賬。在爭分奪秒救治病人的醫院里，欠費是一種“慢性病”。據陳滿章介紹，始終催不回來的欠款，約在總欠款的30%以上。

　　他們專門和欠費者打交道。他們撥出的電話被當成過詐騙電話，也常被“拉黑”。大約三分之二的電話無法接通，接通后收到的不少回復也很敷衍：再“通融通融”。有人干脆甩出一句“別再找我”。

　　一位女患者住院花了5000多元，只交過3000元押金。她留下的號碼由一位男子接聽，他在電話里對陳滿章說：“她已經不是我女友了，你讓她回我身邊，我就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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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費是不分貧富的。一位美籍華人被送到醫院搶救時，為證明治得起病，他的親屬曾對醫務人員亮出存折。一個多月后，他不幸離世，9萬多元費用只交了3000元。家屬后來表示，要讓他們付費必須走法律途徑。問題是，患者的兒子遠在美國，始終不接電話。追討只能擱置。

　　一位江西籍患者因大出血入院，不幸死在重癥監護室。他女兒稱，自己和父親一共就見過三面，“出于道德頂多拿一萬五”。還有一位腎衰竭患者，家屬只愿意認領遺體，連遺物也不收拾，“你們愛咋搞就咋搞”。

　　名單上有幾位是無名氏，這些人的姓名欄里就標了收治日期，比如“無名氏05301”，代表這一年5月30日收治的第一個身份未知的患者。這是因突發情況被送來的病人，往往入院時已昏迷。

　　直到最后，醫院可能都沒有機會弄清他們的名字：有人不治身亡，也有人好轉后，半夜溜走。

　　心胸外科護士長蘇建薇認為，有的欠費者看上去并不缺錢，至少探視的家屬衣著頗為時尚，握著新款手機，吃飯就叫外賣，唯獨就是不繳費。

　　陳滿章不否認，醫院出現過幾個涉及“過度醫療”的欠費案例，“但也緣于兩方面”，有患者認為診療費用超出預期；還有一種，是患者家屬堅持所致。在醫生告知“希望不大”后，家屬仍不愿放棄治療。

　　這些表格里，追款進度的備注形形色色。有的顯示為“孤寡老人，無親屬”。有時一整頁被“外來農民工”塞滿，緊跟著是，家屬交了幾百元后“訴已盡力”；有的稱是工傷，可沒有雇主承擔責任；還有貴州到廣東打工的小伙子，因面部挫傷做了手術，還款壓力落在了父親頭上。那位父親一共帶著4個孩子，廠里發不出工資，房租一直拖著，他給陳滿章一條條發短信，“我一個無力的打工者，你說我怎么辦？”

　　陳滿章認為，他遇到的大部分欠費患者都是弱勢群體，一些人是因病致貧的。“醫院頭痛，患者自己也頭痛。”欠款里最少的只有幾百元。有時候，家屬會在收費處下跪希望免除費用。

　　一位母親去世后，她的獨生女東拼西湊還差30多萬元，直言“就算去坐牢也還不上”。

　　他記得一位胃出血病人，在重癥監護室花了5000元，住到第三天就急急忙忙簽字出院。對方告訴他，自己收廢品謀生。“再住下去，一年收入都沒了，如果你要醫療費就把我的垃圾車拖走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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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家醫院，以收治急危重癥患者為主的神經外科、急診科、心胸外科占了“欠費榜”前三名，合計能占全部欠費的70%以上。

　　中山市人民醫院是當地最大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一些病人是120送來的，還有患者從鄉鎮醫院轉來，路上已顛簸了一兩個小時。

　　這些人里，有喝農藥倒下的、一氧化碳中毒的、在車禍中造成身體9處重型損傷的；還有人大動脈出血，耽擱半小時就可能喪命。醫院對這些人不緊急處理，幾乎等于“奪命”，“放那兒是必死無疑。”陳滿章說。

　　臨床科室和病人第一次見面已在監護室里，或在病人被拉往手術室的路上。根據蘇建薇的經驗，“那時候該產生的欠費都已經出來了”。

　　不少科室主任找到陳滿章，“又來一個要欠費的，怎么辦？”他只能說，“先救，后面的我們來處理。”但他也無奈：“不給他們一顆定心丸，誰愿意一邊勞動一邊掉血？”

　　神經外科副主任李亮明經手過不少腦出血、腦外傷的病人，他說，此類病人出院最快要一兩個星期，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也是常有的。

　　李亮明記得，科里有幾張固定的床位，屬于那些長期病號，嚴重的已成植物人。除了與家屬不斷溝通，他們只能看著欠費一天天上漲。一個患者躺了兩年，家屬才同意接他出院。

　　欠費，讓臨床科室感受到了直接的壓力。醫療欠費管理部成立之前，追討欠費更多由醫生和護士完成。醫院宣教科科長、兒科醫生林茹珠覺得，醫生應該專心治病，要講錢，尤其是在治療效果不像預期那樣好的時候，實在太難開口。“病人家屬一句話就噎過來了——你先把病治好。”

　　蘇建薇在這家醫院工作20多年了。當一臺急診手術即將開始，她會條件反射般地猜測——“這會不會是一個要欠費的？”

　　她所在的心胸外科攻克了一種手術難題，隨之而來的是，找來的危重病人越來越多，欠費更多了。遇上欠費者，“基本是做一臺手術就虧9萬元。”

　　在她印象里，這些年，醫院的耗材和藥品都降價了，只有從手術費、護理費、治療費等渠道才能獲取效益。發生欠款，意味著手術費收不回來，還要墊付藥品和耗材費。

　　窟窿有時要科室來填補。據報道，一位高危產婦在寧波一家三甲醫院成功產子后跑掉，按照這家醫院的規定，欠費的20%由科室來承擔，幾位醫生只能平攤了4000多元的費用。

　　在中山市人民醫院，欠費不會直接與醫務人員掛鉤。但欠費過多會導致科室的月度綜合評分下降，對績效產生一定影響。每個月初和月末，陳滿章會分別生成當月欠費列表和年度欠費名單，發給臨床科室，用于“預警”。

　　還有一些醫生頗有微詞：你們專門成立了一個科室，怎么都追不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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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每家醫院都有一套關于醫療欠費的管理制度。但陳滿章說，條款只是對內，對患者，他們沒辦法進行任何約束。

　　13年間，他們到法院起訴過209位欠費者，涉及欠款2000萬元左右，但僅僅收回了部分。因為流程較長，拿回欠款最長的花了2年多，最短也要半年。

　　一些人本就困難，連可供強制執行的財產也沒有。陳滿章不想再給患者增加律師費、訴訟費等負擔，2019年至今，他沒有起訴一位患者。

　　陳滿章畢業于藥學專業，沒學過關于醫療欠費的處理技巧。醫務人員所受的醫學教育里沒有應對欠費這一項。

　　這個看起來不像“催債的”的人只能自己琢磨溝通方法——進醫院28年，他因為工作和人紅過臉的次數不足3次，不少人形容他“文質彬彬”。有人得知他成了醫療費用管理科的科長還笑他：“就你這樣能追回錢來嗎？”

　　他撥出第一個追討電話，就挨了劈頭蓋臉的一頓罵。

　　因為害怕對方聽到“欠費”兩個字掛斷電話，陳滿章總是核對幾個數據，才試探地問上一句，“是有什么困難沒來結賬？”他不是強勢的角色，沒有什么“撒手锏”，也從未與處于灰色地帶的討債公司合作。

　　欠費者有時十分敏感，有人和他當面溝通時，握著的手機屏幕顯示處于錄音狀態。

　　陳滿章經常被人搪塞，“下個星期來”，之后是無限循環的“下個星期”。一位脾破裂患者比他高也比他壯，進了辦公室直接把桌子撞出響兒，掀起衣服，露出一道從胸口到腹部的傷疤，說自己“渾身是傷，脾也摘了，飯沒得吃”，指責他向自己追債，“良心何在？”

　　要解決問題，有時還涉及第三方。陳滿章記得，有位40多歲的患者，發病時在車間暈倒。家屬認為是工傷，可工廠由于種種原因未給患者交保險，直到患者住院后期才開始給其補交。圍繞著工廠是承擔前期醫療費還是全部費用的爭議，直到法院調解結束都未達成一致。不幸的是，醫保卡辦下來之前，患者去世了。這筆欠費，至今還在陳滿章的表格里。

　　實名就診制施行之前，找到患者就是挑戰。如果對方經常更換手機號，或是碰上一些外地的患者，他們常常束手無策。一位曾上門討債的工作人員記得，他們在村里討債時，曾被人放狗追著跑。

　　國家衛生健康部門曾表示，各地需設立疾病應急救助基金，用于解決急重危傷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無力支付相關費用患者的醫療救治問題。

　　近幾年，中山市符合條件的困難患者，可以申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疾病應急救助基金，中山市人民醫院也設有慈愛基金。

　　問題是，疾病應急救助基金封頂2萬元。在陳滿章看來，此類救助是“杯水車薪”。

　　中山市已推行城鄉一體的全民醫保。蘇建薇說，在心胸外科，主動脈夾層病人發病急、進展快、病死率高，治療費用也高，她記得，2019年因該病欠費的6個病人里，4人都是自費的外地患者。

　　究其原因，有人屬于一直打零工，沒有醫保；有人來自農村，保險轉接不到位；有外地老人七八十歲，身體不好，無法回當地辦理相關手續。

　　幾乎每半個月，陳滿章都會撥通那些熟悉的號碼，詢問還款進展。個別人能在電話里和他聊近一小時。

　　陳滿章遇到過一個特殊的患者。一位女士來補交10年前的欠費，那時她19歲，剛工作就生了孩子，住院花掉4000多元，一直欠著。因為小孩入學必須補開出生證明，她才回到了醫院。

　　陳滿章記得，在收費處排隊的其他人聽到此事，犯起了嘀咕，“還可以欠醫院錢呢？”他趕緊做了解釋。

　　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顧慮。一方面，他希望公眾注意到醫療欠費難題，另一方面，他也有點擔心，“說多了會不會有更多人效仿，到最后欠費也多了。”

　　事實上，醫療欠費是國際性的難題。在美國，商業保險覆蓋較為全面，逃費與個人信用掛鉤。在國內，保險更偏重于意外事故和大病。陳滿章認為，人們的保險意識不強，買得起保險的人相對經濟基礎較好。此外，國內的誠信體系也尚未建立起來。

　　“至少應該建立一個公開的信用體系，在醫院間共享，提醒醫生，也提醒患者自己。”他說。

　　他記得一位進行過血液透析的患者，需要定期復查，但已欠費。同事告訴他，這位患者換了一家醫院治療，在那里再造成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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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為人知的是，電話被人“拉黑”最多的這個科室，迄今收到過三面錦旗。

　　它們并不在辦公室的顯眼位置。一面被塞進材料柜，另兩面被臺歷遮住了大半。

　　其中一面“扶危助困”錦旗后面，是一個不幸的家庭。男主人被三輪車撞了，送到醫院已是植物人。妻子靠賣豆腐掙錢，還要養活兩個孩子。病人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院，花掉40多萬元。肇事司機找不到了。

　　女主人對記者回憶，她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東拼西湊還上了欠款。醫療費用管理科幫她申請過5萬多元補助。

　　對老老實實還錢的患者，陳滿章懷著同情和敬意。有些時候，他在電話里還沒提出關于錢的字眼兒，對方就忙不迭地講起了籌錢進度。一位50多歲的母親做了心臟手術，由于體質較差，出現了嚴重感染，最終離世。對20多萬元欠費，她兒子承諾一定歸還。兩三年間，他一有積蓄就從廣西跑到廣東還錢。

　　陳滿章眼睜睜看到他頭發白了，也少了。他父親得了肺癌，家里還有兩個小孩等著吃飯，他一人打兩份工。他找陳滿章商量，“可能還要比較長的時間”。

　　一位動脈瘤患者1.8萬元的費用只交了800元，他向陳滿章保證，“到死也會還完”。他在外面打工，迄今還了三次錢：700元、800元、600元。

　　一個14歲男孩從高空墜落，最后死于醫院，家里花了十幾萬元，仍欠3萬多元。每次打電話給他父親，陳滿章要猶豫很久，“這等于是揭他的傷疤”。

　　這位父親還有一個孩子需要養育，他的妻子患上精神疾病，母親又得了癌癥。幾乎每次通話，他都會突然哽咽。“請寬限一點時間，現在確確實實犯難了。”

　　陳滿章幫這個家庭申請到了一筆救助基金，那位父親在電話里哭了起來，“都欠費了，你還這樣幫我。”

　　陳滿章很珍視這些。畢竟，不少欠費者以為政府的救助和醫院的幫助都是理所當然的。為了幫忙申請救助，這些追債人要奔波在民政局、公安局、衛健局、人社局、交警支隊等部門。

　　他記得第一個加了微信好友的患者，是位40多歲患上腦梗的病人，對方已失去勞動能力，欠了9000多元。

　　陳滿章看到此人在微信朋友圈發布籌款鏈接，就順手幫忙印證真實性并轉發。那位患者后來向他道謝——因為他的轉發，多了一連串來自中山市的捐款。這位患者知道，是這個向自己討債的人起了作用。

　　陳年舊賬還躺在電腦里，2020年，陳滿章又建了一份新表格：2020年前5個月，出院未結賬患者已有80人，欠費金額超過345萬元。數字還在上漲。 （記者 王景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