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共安全像空氣，須臾不可離。維護公共安全，預防和化解公共安全緊急事態，是全人類時刻面臨的共同挑戰；筑起一道堅固的公共安全防御屏障，是全社會的共同期盼。
盤點最近幾年發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或因自然災害引發，或因人為失誤釀成，或因各種因素疊加。中國社會加速現代化轉型，公共安全的風險系數大大增加，公共安全防控挑戰加大。人口聚集加劇了災情疫情殺傷力，人流物流快捷加速產生鏈式反應。
3月4日，在湖南省株洲市淥口區一住宅小區前的值守點，工作人員為居民測量體溫。新華社發陳思汗攝
維護公共安全的主戰場，在基層一線。然而，各類公共安全事件暴露出基層的諸多不適、不靈、不快、不強，讓人揪心：安全意識疏忽淡薄、預警機制不夠健全、安全防范不夠到位、監督管理多有漏洞、事故隱患大量存在、處置化解手忙腳亂、應急保障力有不及……危機應對能力不足的基層，正面臨一道緊迫考題：如何防控公共安全風險并有效防御各類重大突發事件？
值此抗疫發生積極變化之時，半月談從基層應對公共安全危機時顯露的十個薄弱方面，探討如何修補裂隙、堵塞漏洞、消除隱患，在基層編織起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防御體系，使基層一線有條件有能力在任何時候都能快速反應、有效應對公共安全突發事件。
一、危情預警：
在第一道防線拉響警報
基層，是發出危情信號的“烽火臺”，也是防御突發危機的第一道防線。
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回溯此前的幾次公共安全風險來看，作為應急管理的第一道防線，信息預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應解決“三失”難題。
——提升風險意識，解決專業預警失明。此次疫情讓大家又一次認識了冠狀病毒的殺傷力，更讓人注意到非傳統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傳染病暴發屬于一類突發公共衛生危機，其潛在風險不僅限于衛生健康領域，更關乎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行，乃至國家安全的基礎。多位專家表示，我們只有更新風險觀，盡可能關注到今日安全挑戰的可能來源，才能有效防范公共安全失明。
受訪人士談到，在一些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專業人士及機構主動或被動失語，也是造成預警失明的原因。來自基層一線報憂的話也許不好聽，但如果掌握真實情況的人“不敢言”，后果難以想象。專家呼吁，必須保證專業預警及時、全面披露，這樣才可能未雨綢繆，進而有效應對。
3月9日，在廣州地鐵海珠廣場站，工作人員通過紅外線體溫儀對進站乘客體溫進行監測。新華社記者 盧漢欣 攝
——銜接制度斷點，解決專業預警失真。專業預警只是公共安全防控的第一站，披露的信息向外傳播，必須有一條時刻通暢的綠色通道。如果意外關卡太多，預警必然滯后甚至失真。值得注意的是，監測部門與決策部門的運作如果不能銜接互通，造成監測機制空轉，后果更令人擔心。“看到險情的人沒法拉警報，負責拉警報的人又看不到險情”，可能帶來不能承受之結果。
預警是一件專業要求甚高的工作，如果預警機制中缺乏有足夠判斷力的專家，如此“人的斷點”更可怕。公共安全危機的處置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往往需要多方面專家精密配合。因此，長效的專家會商制度，相配套的專家負責制，就必須成為公共安全預警不可缺省的制度安排。
基層預警方式陳舊落后，亟待引起關注。中部某市在疫情暴發前期感染人數并不多，但隨著當地疾控部門及時更新流行病學調查手段，引入大數據信息比對，隱藏的多起群體聚集感染風險很快顯形。政府隨即采取封鎖小區、隔離人員等舉措，避免了疫情升級。
——善用新興技術，解決預警失能的問題。清華大學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科研部主任付明表示，見微可以知著，從公共衛生到更廣泛的公共安全領域，都應建立一套全國統一、高效、快速、準確的數據接報和監測預警平臺，讓預警真正實現深度信息化、全程智能化。
二、專業處置：
保障專業人員專心做好專業事
現代社會面臨的各種公共安全危機，處置的專業性要求越來越高，包含眾多專業門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處置中，基層專業處置力量嚴重不足，成為難以回避的問題。
——專業人員流失嚴重，應急人才“假飽和”。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曾光在去年6月召開的“中國醫改十年研討會”上指出，近3年來，僅國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機構人才流失可能更嚴重。
一項調查顯示，2018年全國疾控系統流失2904人，其中2114人為專業技術人員，有的縣區連續14年沒有進過1名工作人員。
經費保障普遍不足，職工收入大幅降低，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同樣是醫學院校畢業的，一個在疾控部門工作，一個在醫院工作，收入差距是比較大的。”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恒對此也曾表示擔憂。
不但人手少，還陷入“悖論”中。基層應急工作人員說，預防、監管工作做得越好，越得不到社會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天津市河西區疾控中心核酸檢測實驗室工作人員在病毒檢測中進行核酸提取。新華社發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有的地區只在省級層面保留了疾控中心，省級以下疾控中心被衛生監督所整合；有的地方將公共衛生應急機構掛靠在其他科室，工作人員多為兼職。
——職責不明確，權責不匹配。近年來，部分地區疾控中心職能定位開始模糊，傳統的疾控中心五大衛生職能弱化，慢性病防治任務不斷增加，已經逐漸代替傳染病防治，成為主流業務。
“每次督導業務問題寫得滿滿的，都由社區醫院領導簽字并告知，但最后改不改我們卻無法左右。即使多次下督導整改單，仍然無效。”一名基層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表示，疾控中心負責鄉鎮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業務指導工作，但沒有考核權。
3月3日，在呂梁市疾控中心的試劑準備區內，張慧變準備把配置好的反應體系分裝到八連管中。新華社記者 楊晨光 攝
綜合來看，監督管理制度落后、人才隊伍保障制度缺失等原因，導致基層包括公共衛生應急在內的多項工作被動、滯后。對此，專家建議：
一是加大對公共衛生、公共安全領域的重視力度。曾光認為，政府應提供足夠的經費保障，保證五級疾控系統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提高基層公共衛生人員的待遇。同時，加強專家隊伍建設，鼓勵專家對公共衛生問題發聲，提高公共衛生的公信力。
二是及時修訂應急預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教授朱光明指出，《國家流感大流行應急預案》里相當部分的防控舉措已明顯滯后，亟需充實更新。新的預案對于如何維護各類公共管理與服務機構正常運行要作出妥當安排。尤其要鼓勵防控一線靈活采用各種有效措施，不必苛求防控對策與特定響應等級完全對應。
三是完善應急領域法制建設，將公共安全納入發展戰略。專家認為，2007年頒布施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是我國第一部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綜合性法律，但缺乏執法主體，未明確主要負責部門，缺乏配套法規支持，應盡早啟動突發事件應對法修訂和配套法規建設工作。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滕五曉認為，應急管理體制建設應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規劃，制定系統長遠的應急管理體制建設規劃，使應急管理體系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
三、應急動員：
強化從平常狀態迅即轉入戰時響應訓練
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基層動員響應的程度決定了應對的力度。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基層的應急動員響應工作中，響應機制虛化弱化、協調配合不足、聲勢有余實效少等問題表現突出，難以遏阻公共安全風險。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群眾介紹，平日里，基層的動員響應機制執行較少。干部群眾多缺少居安思危意識、風險防控意識，相應的動員、模擬演練不足，導致關鍵時刻難以有效發揮作用。“有的根本沒有動員響應的相關制度，有的只是文件里有，連干部自己也說不清。”中部一名基層干部說。
類似疫情防控、災難應對、突發事件處置等問題，一旦動員響應，往往涉及多個部門的配合與協作，而基層“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問題明顯。幕阜山區一位鎮長介紹，以防疫工作為例，“各個部門都提出自己的要求，最后都是匯集到基層來，不少要求、標準都不一致，給基層的執行帶來困擾”。
一些地方，在動員響應方面聲勢浩大，卻停留在口號上，實際動員效果大打折扣。多地受訪群眾介紹，有的地方宣傳“硬核”防控舉措，實際上是簡單粗暴的“一刀切”，在爭取群眾理解、配合方面精細化不足，讓群眾心生怨氣。“比如，此次疫情中，一些地方封路是直接把路挖斷了，萬一有人突然發病了，120都進不來。”
來自專家學者的調研發現，動員響應中，一些地方還存在明顯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導致“動員響應”變成“增加負擔”。
專家認為，危機動員響應的弊端背后，反映了地方危機管理能力欠缺。從平常狀態迅速轉為動員響應狀態，應是地方政府和干部具備的現代治理素質，目前這方面的狀況不容樂觀。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農村綜合改革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方成建議，基層平時就要抓牢思想意識層面，增強風險認識，尤其要強化群眾自我防控意識。
而基層一旦動員響應，就要抓嚴相關部門職責，壓實防控責任，增強部門聯動。壓實防控責任，要按照“誰主管、誰負責”原則，編牢基層防控網。增強部門聯動，要強化衛健、民政、組織、紀檢、公安等橫向部門聯動機制，強化統籌安排、增強溝通協調、及時共享信息，真正形成響應合力。
四、技術支撐：
儲備具體風險場景的專門技術解決方案
近年來，在公共安全問題突發處置過程中，大數據、云計算、機器人等新技術紛紛派上用場，受到廣泛關注。不過，多位業內人士客觀指出，新技術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基層，人海戰術仍是很多情況下唯一的選擇。
技術應用“智慧量”還嫌不足。從最近一段時間各類公共安全風險的化解到此次疫情防控，大數據在某些方面成為扭轉局面的利器。上海交通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總工程師金耀輝等專家指出，大數據技術并非僅僅是數據集成，而是由四部分構成的智慧化系統：信息統計，讓人一目了然地了解風險的基本情況；異常檢查，通過對一定時間段、一定區域的數據進行分析，及時發現異常情況；預測分析，根據已知的基本數據，預測情勢未來可能發展；預見分析，對相關政策的后續影響進行評估。
專家直言，目前大部分大數據技術應用，實際上只能做到基礎性信息統計。半月談記者走訪了一家宣稱可實現風險預警的大數據科技公司，卻得知該公司沒有穩定的自主數據來源，只能經由公開信息乃至網站隨意抓取拼湊起數據。半月談記者試著詢問公司技術人員能否做到預測7至14天內的全國疫情發展程度，只得到一句答復“大概武漢比較嚴重”。
基層治理手段革新未與技術進步同頻共振。半月談記者發現，目前不少標榜“智慧治理”的社區，所謂智慧化手段只是把人工填報表改為了手機端填寫或掃碼錄入。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影等專家看來，這種皮相的“智慧化”只是人海戰術略微提效的版本。
2月20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上官鄉芳村檢查點，工作人員展示手機上的“疫情防控云圖”的實時數據。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專家普遍認為，智慧治理的關鍵，在于治理邏輯的智慧化升級。尤其面對公共安全危機這類極端復雜情況，更要在“一盤棋”的高度運用智慧化新技術優化應對思路，而非僅僅在“一著棋”的水平上提升具體網格的技術更新。
針對突發事件的不同場景，缺少專業化與兼容性兼備的技術儲備。今年2月2日零點，南京審計大學正式上線了新冠肺炎疫情監控信息采集區塊鏈系統，但系統上線的第一個早晨，就出現了短時崩潰。南京審計大學的嘗試不該輕易否定，但其反映出的問題值得深思——如果對各類公共安全可能風險的具體場景早已準備好專門的技術解決方案，局面又會是怎樣？
當前，從搶險救災到物資調度，特種機器人開始一顯身手。不過，天津卡雷爾機器人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人尹利等坦言，目前特種機器人在各領域應用還處在“各自為政”的局面，標準不一、兼容性不夠是一大問題，使這一新技術難以真正在未知領域的風險情境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專家指出，公共安全突發事件雖然類別不一而足，但必須下好技術“先手棋”。針對專業化與兼容性兼備的技術需求，技術研發要有更高層次的整體思維，需要強化不同技術之間打破壁壘的融合創新。
五、物資保障：
靜態儲備與動態儲備結合
公共安全事件突發，地方物資保障系統運轉順暢，就能把最急需的“彈藥”送上火線。
不少專家學者、基層干部指出，儲備體制機制不健全、統籌調配能力不足、發放配送不精準等，是導致基層突遇公共安全事件物資保障頻頻告急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實物儲備缺乏，另一方面是各地產能儲備非常有限。此次疫情發生后，各地醫療防護物資告急，只能八仙過海，一些甚至與生產防護服、口罩毫無關系的企業倉促上馬生產防護用品。
相關部門的統籌調配能力不足，加劇了儲備不足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基層干部反映，本來用于應急的物資，卻遭遇了“不急”的統籌調配：職能部門盲目等政府調度，下級干部坐等上級領導簽字，火速籌集的物資想要進入目的地，卻關卡重重……
1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區一家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在加工防護服。新華社發（陳力 攝）
河北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藺豐奇等學者認為，統籌調配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部門之間職能不清，難以有效協同。“從宏觀上來講，應急機制里都寫了物資保障的問題，但執行起來卻障礙重重。酒精、口罩、防護服，這都是突發衛生事件的必需品，一出事卻發現什么都組織不上來。”藺豐奇打了個比喻，“就像蓋房子，水泥、鋼筋、磚瓦都有了，設計方案也有了，但一到誰來蓋、怎么蓋的節骨眼上，沒轍了。”
物資保障不暢，也與發放配送“最后一公里”的不精準有關。由于信息不對稱、公開透明不夠，一些地方應急物資閑置與緊缺并存，一些地方應急物資被隨意分配。
半月談記者走訪還發現，在一些地方，本應由發改或工信等部門統籌調配的用于一線醫護防疫人員的防護用品，卻被“各種關系”通過非正當渠道取走。
針對基層物資保障短板，多位專家和基層干部建議，在物資儲備上，應靜態儲備與動態儲備結合，科學調整儲備的品類、規模、結構，并根據物資的特點進行周轉更新。在產能儲備上，除了儲能于相關生產企業外，對與應急物資有關聯的生產企業也要加強規劃引導，確保有需要時可隨時轉產。
另外，要充分利用社會物流體系參與物資調配，比如平時可加強大型生鮮連鎖企業的引導，關鍵時刻利用它們迅速建立起靈活機動的生鮮配送機制服務群眾。特別應重視建立應急物資供需發布平臺，解決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資源浪費，提高物資發放的透明度，防范權力尋租。
六、管制服務：
建立基層公共服務應急處突能力培訓體系
公共安全事件突發后，需要公共服務系統“超負荷”運轉、“超常規”支持，以保障人們在特殊時期的正常生活。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這樣大范圍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突襲之下，基層公共服務資源配備不足、公共服務能力有限等問題突出。
設備不足、儀器老化、專業人員少……基層的公共衛生服務一直存在短板，此次疫情基層短板格外凸顯。裝網線，找WiFi，注冊軟件賬戶，錄公開課……在線教育相關配套資源也是此次疫情中緊缺資源，許多地方在線教育資源除了教室，其余一切都要重新開始配備。
基層公共服務的平時戰時轉換機制尚未建立，公共服務系統遭遇較大突發情況時，便手足無措。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多數社區的服務系統缺少面對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的處置預案，臨戰指揮混亂，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務系統“戰時運轉”能力堪憂。
武漢市江岸區花橋社區志愿者蔣晨一（左）和下沉社區的干部謝文先來到一名獨居老人家為其送菜（2月20日攝）。新華社記者沈伯韓攝
東北一名社區黨委書記談起此次應對疫情的過程：社區工作人員第一時間全部到崗，先是按照上級政府的指示發放致居民的一封信，然后開始排查、消殺等防控工作，但到底該怎么干、誰來干，基本沒人清楚。“大家就是打亂仗，登記排查、宣傳、站崗、封閉式管理方法等都不明確，工作比較忙亂，貪黑起早，但沒有秩序。”
應急體制下，很多事情容易流于粗糙，群眾個性化需求如何在“戰時”公共服務系統中得到精準回應，目前也是空白。培訓少、專業知識欠缺，往往導致基層突遇異常情況時，服務不精準、不充分的毛病凸顯。
比如此次防疫，許多社區都在第一時間對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但不少小區業主直到2月下旬才接到社區人員打來電話，詢問是否有外地返回人員。
基層公共服務系統遭遇突發事件時的種種尷尬，原因之一是多年來基層公共資源投入的相對不足。
基層干部建議逐步加大基層公共服務資源投入力度。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適當增加基層財政預算經費，保障基層公共服務設施項目資金和為民服務經費投入，建立基層公共服務應急處突專業能力培訓體系，夯實基層公共服務基礎。
盤活存量也是關鍵。如今，部分地方仍有不少公共服務資源處于沉睡、閑置狀態。要進一步有效整合基層教育、醫療等現有資源，使其在關鍵時刻能發揮作用。
山東省蘭陵縣蘭陵鎮公莊村黨支部書記魏光波說，近年來，各地在農村陣地建設、農家書屋建設、黨員遠程培訓等項目中，給廣大農村也包括眾多貧困村都配備了電腦、電視等硬件設備，一旦有事，這些資源都可投入應急狀態下的公共服務需要。
七、社會救援：
為社會組織介入提供法律保障和規范
當前在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過程中，政府及相關單位通常占據主導位置。這是我國社會治理中長期存在的慣性思維：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理所應當由政府全盤處置。群眾相信政府的執行力，這并無不妥。但從處置成效來看，政府幾乎包攬突發事件所有階段的全部工作，社會組織參與不足，整體上削弱了應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成效。
長期由政府大包大攬慣性下，人們便缺乏參與動力，認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該是政府的事。甚至一些群眾認為幫助政府沒有“好處”或“費力不討好”。
同時，地方政府也普遍缺乏發動群眾參與的手段。中部某省一位村支書說，以前，有農業稅和投工投勞，各級干部與群眾打交道較多。如今，90%的群眾不找村干部，另外10%跟村干部有來往，但反映的問題卻絕大多數解決不了。“發動群眾沒抓手，就連召集黨員開會，不發錢都不愿意參加。”
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社會組織大多受命于各級政府的行政命令而非自發行動。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調、指揮機制不順暢，導致協同水平不高。
2月5日，長沙藍天救援隊隊員在長沙市馬王街社區內消毒殺菌。新華社發（陳振海攝）
2月5日，長沙藍天救援隊隊員準備進入長沙磁浮高鐵站消毒殺菌。新華社發（陳振海攝）
另外，社會組織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往往缺乏統一管理，各自為戰。加之信息不對稱、供需不匹配、活動不規范，社會組織在面對復雜場面時也無計可施。
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安全事件制度保障仍不健全。我國目前關于社會救援力量參與救援的制度大多停留于宏觀層面，原則性規定多，可操作性規定少，相應的工作制度也沒有形成，社會力量參與救援往往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渠道。
參與渠道少而不暢，也讓社會組織未能在實戰中進一步提升自身專業性。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4000多家社會救援組織，只有不足800家具有專業水平。
中部某地藍天救援隊一位負責人表示，當前，規范化建設是我國社會救援組織的短板，不少社會組織尚未發育成熟，缺乏明確的組織制度，內部組織機構松散，工作陷于停頓和半停頓狀態，自我管理能力不足，以至于關鍵時刻無法發揮作用。
對比來看，發達國家的志愿組織，具有很好的社會服務意識，志愿組織的專業化程度很高。比如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志愿者會以最快速度集結起來，以專業化技術配合政府為民眾提供服務。
專家建議，除了給社會力量提供更多參與機會外，更要想方設法讓社會力量在參與中無后顧之憂，并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應建立健全相應法律法規，明確社會救援力量的權利和義務，為社會組織介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規范；積極拓寬社會組織的參與途徑，通過購買服務、簽訂合作協議等方式，鼓勵專業社會組織與政府有關部門展開專業化合作，制定標準、有效聯動，以高效的指揮協調體制來調動資源，發揮社會專業力量的潛力。
八、信息引導：
充分重視掌握信息生態主動權
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往往需要面對兩種“情”況：一是“事情”，二是“輿情”。相比于應對事情本身，輿情的走向不確定性較大。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人們普遍缺失“信息安全感”，一旦應對不當，極易引發輿情方面的“次生災害”。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公共安全事件突發，部分地方缺乏有效信息引導，導致群眾應對失當；有的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輿論場研判不足，對群眾心理缺乏了解和預判，導致群眾產生恐慌情緒。
一些地方的本位主義表現屢屢讓人失望：有的公布疫情方式保守，信息披露落后于群眾訴求，許多群眾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選擇信謠、傳謠，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防控大局；有的在辟謠過程中含糊不清，不僅沒有有效澄清謠言，反而引起更大疑問。
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溝通中，地方主流媒體鼓舞士氣的正能量傳播功能十分重要。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說，在正能量傳播上，地方主流媒體仍然易犯刻板甚至冒進的毛病，不時陷入“低級紅”“高級黑”。
“套路化、模式化、形式化，一些議題設置生硬，語言沒有煙火氣，喜歡從大往小講、從上往下講。”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鐘君說。
專家普遍認為，這次疫情給突發事件中的信息引導提了個醒，要更加關注公眾信息訴求，做到設身處地、實事求是。沈陽說：“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講事實比講故事更重要，把事實講透了講準了，把措施講到位了，公信力自然就上來了。只講故事不講事實，故事再精彩，也恐將適得其反。”
丁香醫生-疫情辟謠與防護
無可否認，自媒體近年來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重慶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方旭、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安白等專家認為，須警惕部分自媒體利用信息發布不透明，傳播謠言、渾水摸魚、亂中取利。這既有網絡治理的原因，也有部分政府部門信息披露不及時、不徹底的原因。
要解決這一問題，須充分重視掌握信息生態主動權。除了進一步優化網絡監管、凈化網絡空間，還需要加強地方輿情應對本領能力建設，特別是增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信息引導能力，敢于在新聞發布會、電視問政等場合經受鍛煉和考驗。
九、督查指導：
建設智慧政務督查效能管理平臺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一些上級部門檢查下級應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手段還是平常盛行的各類督查檢查，欠缺特殊性、專業性、針對性和有效性，不利于指導、幫助基層在應對重大危機時解決實際難題。有基層干部反映，抗疫期間一些地方的“抗疫大戰”成了“迎檢大戰”。
外行檢查內行，往往導致指導欠缺專業性。東部某省一名鄉鎮干部介紹，抗疫期間縣里部委辦局組成不同的督查組，多是為了完成任務，蜻蜓點水做表面功夫。其中一名督查人員連溫度計都看不懂，卻在現場指手畫腳，亂提要求。
大量無效的檢查指導，極易消磨基層干部的戰斗意志，影響工作實效。一基層組織部門干部說，疫情防控是當前基層中心工作，基層各項工作尚未完全恢復正常，相對應的是，上級日常工作沒有回歸正軌，這導致很多沒有直接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上級部門比較清閑，他們選擇到基層督查檢查，美其名曰參與指導疫情防控，其實是為了刷存在感，求政績。
有不少基層干部表示，平常大小事務一味“督查指導”，已經讓他們產生了疲倦感，有的已經變成上級部門催促一下、督查一下就動一下的“應激動物”。一旦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暴發，這部分人缺乏擔當精神，被動應對的狀態將使得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受訪專家認為，應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諸多環節之一的督查指導失準、失效，折射出地方治理中責權利不匹配和基層治理動力機制失靈。慣常的督查檢查方式，習慣于層層命令、層層加碼，已不能有效激勵基層干部積極主動作為，創新檢查督辦方法手段，提升基層治理效能勢在必行。
專家建議，首先，要在工作中檢查，而非在檢查中工作。面對重大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上下應勠力同心，上級機關部門應把工作人員派到一線增援，主動了解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而不僅是形式主義督導、走過場。
同時，各部門應建立信息溝通、行動協調機制，防止重復檢查、多頭督查。在疫情督查檢查中，加強部門之間的聯動，統籌協調利用各種資源，多開展“組團式”督查指導，為基層減負。
更須重視的是，亟待從“人海督查”轉向“數字督查”。多運用在線調研、輿情監控等多樣化的檢查方式。如一些地方在探索建設智慧政務督查效能管理平臺，讓督查檢查向數字化轉型，對重點任務分解、進展過程、完成情況等全過程動態跟蹤、實時督查、評估績效、及時反饋。
十、評估推動：
從案例中凝練出應急崗位所必需的能力
作為突發公共安全事件處置的末端環節，定期進行科學全面的總結評估既是向社會公開回應公共關切的基礎，也是實現未來應對機制、處置能力提升的第一環節。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除安全生產領域事故調查外，針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的總結評估報告，因存在科學性、系統性等缺陷，導致報告套路化、模板化普遍，無法起到應有的參考價值，難以推動相關政策落地。
“自掃門前雪”，缺乏系統性。東部某省一位應急管理部門相關負責人介紹，針對一些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往往涉及多個職能部門，總結評估以單一部門進行：“看似面面俱到，但跨部門協調等關鍵環節卻成了無人觸碰的‘空白區’。如果都是如此總結評估，對反思問題非常不利。”
設計缺乏科學性，與能力提升割裂。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呂孝禮認為，目前突發事件總結評估的環節設計上，還存在缺乏科學性等問題。比如哪些主體參與，各主體什么時間介入，何時啟動問責等，都需要考量和設計。
此外，由于干部隊伍輪換等因素，導致評估總結真正沉淀為干部隊伍應對處置能力的效果打了折扣。
表述套路化、模板化，總結評估報告參考性弱。半月談記者查閱部分地方政府、部門定期發布的年度突發事件應對工作總結評估報告發現，報告普遍存在回顧性強、參考性弱的問題。一些地方、部門發布的年度報告同質化程度高，表述套路化、模板化，對工作機制反思、應對災害指導意義弱。這種評估報告難以有效推動及時、靈活調整物資儲備、優化應對辦法。
如何讓總結評估報告推動相關政策落地，成為能力提升的推動力？
一是從制度層面進行統籌規劃，通過立法、行政命令等方式對一些環節進行剛性約束，優化完善總結評估體系建設。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表示，要改變單一部門評估模式，對系統性總結評估的科學性、規范性進行頂層設計，同時特定環節可考慮加入第三方評估維度。
二是創造“柔性”機會豐富評估內容。
呂孝禮表示：“可以豐富評估形式和內容，例如利用干部培訓等機會，創造自我剖析的機會，讓有親歷經驗的干部分享當時困難、挑戰等，最終形成一些可供參考的案例，逐步凝練成為此類應急工作崗位所必需的能力要求。”
三是充分借鑒國外優秀經驗。例如多主體主導總結評估，形成多角度報告。
呂孝禮表示，美國2005年“卡特琳娜”颶風自然災害總結評估報告有多份，包括用于白宮、參議院、眾議院、聯邦應急管理署等參考，反映出美國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總結評估的多角度性。
最后，除了做好最終調查結果的發布，也要做好過程管理，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每天都應對事件的走向、發展進行動態評估，減少群眾恐慌，讓政府決策更有依據。
比如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前后調查歷經一段時間，調查委員會第一時間設置了專門的調查發布網站，不斷公示調查過程中發現的可靠信息和取得的進展，而非在漫長的等待之后僅僅發布最終形成的評估報告。
議題策劃：葉俊東
統籌執行：高遠至、許中科
調研采訪：楊玉華、梁曉飛、王井懷、范世輝、潘林青、梁建強、陽建、韓振、鄭生竹、吳帥帥、潘曄、宋瑞、何磊靜、張博宇
編輯組稿：原碧霞、范鐘秀、徐希才、徐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