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對中國為期9天的考察后，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24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考察情況以及對中國及全球疫情防控的建議。
聯合專家考察組由25位來自流行病學、病毒學、臨床管理、公共衛生等領域的中外專家組成。在華期間，考察組與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相關成員單位舉行座談，赴北京、廣東、四川和湖北實地調研，全方位、深入了解全國和相關省市疫情形勢、防控措施、醫療救治、社區（農村）防控、科研攻關等情況。
考察組認為，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新的病原體，對病毒傳播機制和疾病嚴重程度的認識還在不斷深入，全球防控工作仍面臨嚴峻挑戰。中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在減緩疫情擴散蔓延，阻斷病毒的人際傳播方面取得明顯效果，已經避免或至少推遲了數十萬新冠肺炎病例。此外，中國也在保護國際社會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各國采取積極的防控措施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也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經驗。中國正在采取謹慎、分階段、有序的方式，逐步恢復社會、經濟、教育和醫療等各部門的正常秩序。其他國家應迅速重新評估對中國采取的措施。
考察組建議各國開展積極主動的監測，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嚴格追蹤并隔離密切接觸者。對有輸入性病例或疫情暴發的國家，考察組建議立即啟動國家應急處置方案，確保各級政府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阻斷疫情傳播，做好相應準備和應對預案，必要時采取更為嚴格的措施。考察組呼吁各國加強對疫情信息的共享，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的挑戰。
考察組中方組長、國家衛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在會上通報：考察組有五個方面的主要發現，分別是關于病毒的認識、對此次疫情的判斷、疫情傳播特點也就是其傳播動力學，疾病的嚴重程度，以及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和措施。
1、關于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通過對不同地點分離出的104株新冠病毒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證實同源性達99.9%，提示病毒尚未發生明顯的變異。
2、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學特征：根據傳染病網絡直報信息系統數據以及湖北武漢、廣東深圳和廣州、四川成都等現場考察，聯合考察組對新冠肺炎流行病學特征有以下認識：
一是人口學特征。患者平均年齡51歲，30~69歲患者占77.8%，77.5%的病例來自湖北。
二是動物宿主。目前的研究表明，蝙蝠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之一。
三是傳播途徑。目前認為，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已從一些確診患者的糞便中檢測出新型冠狀病毒，存在糞-口傳播風險。新冠病毒可能通過氣溶膠傳播，但在中國這不是主要的傳播方式。
四是家庭聚集性。從廣東和四川的現場考察來看，78%~85%的聚集病例發生在家庭。
五是密切接觸者管理。在廣東和四川，現場流行病學工作者幾乎對所有已發現的密切接觸者進行了追蹤和醫學觀察，大約1%~5%的密切接觸者實驗室確診為陽性。
六是易感性。新冠病毒是一種新的病原體，因此，各年齡段人群均對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免疫力，普遍容易感染。
梁萬年介紹，無癥狀感染者是否能夠傳播疾病、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也有待進一步研究。從病死情況來看，全國的病死率大概是3%-4%。全國除武漢外，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在0.7%左右。從發病到實驗室確診平均間隔時間，最早全國為平均12天，2月初已經下降到3天。武漢已從早期的15天，下降到現在的5天。這說明我們對疾病的發現和診斷效率大幅提高。現有資料表明，輕癥患者從發病到康復平均時間是兩周，重癥患者需要三到六周。截至2月22日，全國已經有1.8萬余病例康復。
梁萬年介紹，關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傳播動力學分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武漢傳播。武漢早期發現的病例大多與華南海鮮市場的暴露有關。隨后，病毒通過接觸海鮮市場的人群擴散到社區，形成社區傳播。自2020年1月23日起，在武漢及周邊城市采取的交通管制等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全國及全世界其他地區進一步擴散蔓延。
第二種是湖北除武漢外其他地區的傳播。在緊鄰武漢的湖北孝感、黃岡、荊州和鄂州等地，傳播流行強度略低于武漢。該省其他地區，因武漢的交通管制，人口流動減少，其傳播動力與全國其他地區更為接近。
第三種是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區的傳播。武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再加上疫情發生時恰逢中國農歷春節，人口流動性大，疫情有可能迅速從湖北省擴大到我國其他省區。為了阻斷疫情蔓延，全國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截至目前，絕大部分報告病例與湖北武漢有關，其他省份的社區傳播非常有限，大部分為家庭聚集性疫情。
第四種是特殊場所和人群的傳播。我們注意到有聚集性疫情發生在醫療機構、監獄等特殊場所。但總的來看，不是影響傳播動力學的主要因素。關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感染，據報告，全國共有3000多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例，絕大部分醫務人員感染病例來自湖北武漢。
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衛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在通報考察組現場調研情況時指出，面對未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國的反應和措施是恢宏的、是靈活的、是大踏步的。
以下為布魯斯·艾爾沃德講話實錄整理：
我們的報告涵蓋諸多發現與結論，長達45頁。但其中有八點是我和梁教授都認為必須要在今天的場合和大家強調。其中四點是與中國所采取的應對措施相關的，是對中國提出的建議，另外四點是對全球提出的建議。
對于中國所采取措施的評論和提出的建議，主要是關于中國采取的策略、集體的行動、帶來的影響和進入了恢復階段。
首先中國做了什么？
面對一種未為人知的新型病毒，我可以說中國采取了恢弘、靈活和積極的防控措施。有一些在國家層面上鼓勵大眾去做一些改變，比如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很快我們看到這種應對策略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中國從最初采取的比較整齊劃一的方法，慢慢地轉變到基于科學的、以風險為導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慮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和能力，也考慮到病毒傳播的特性，我覺得這種微調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古老的方法加以現代化的科技產生了更大的效果和產出。這種協同優勢大概幾年前我們都無法想象到。比如像大型醫院進行臨時床位的調撥，以便使更多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救治。有很多常規診療項目被轉變到以在線的方式去提供，在此方面中國展現出了極大的優勢。在四川我們見到這一點非常驚艷。當時我們問這樣一個問題，非常偏遠的地區是如何協調工作的呢？當時的同事回答我們，通過5G平臺實時對話，于是我們問，能不能給我們看一下？大概2分鐘之后，實時的5G視頻對話界面就調出來。我們見到在偏遠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團隊正在開展工作，在幾千米之外他們可以通過這樣的平臺與四川省內的高級別專家實現互動。所以我們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真正地理解中國所采取的策略，因為當我們面臨一種危險的呼吸道傳播疾病的時候，中國有很多超出我們想象、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策略。
這種策略是如何轉變帶來切實的效果呢？它是如何能夠奏效并且帶來效果的呢？
我們訪談過程中了解到，這是由于中國有巨大的集體意愿，不管是社區層面上的工作者，還是上至省長、市長這樣的官員，這真的是一種全政府、全社會，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種烏托邦式的集體意愿。這種利他的意愿也體現在全球向中國提供更多的醫用物資的貢獻方面。我們看到每個省都有疫情暴發，都有感染病例，但是各個省依然花很多氣力去想如何為湖北省、武漢市提供醫用物資和醫務工作者援助。我覺得這種純粹利他主義是其他國家應該學習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團結。所以我們就沿著這樣的思路，先了解中國采取的策略。
這種策略的開展是否真的帶來了影響，帶來了改觀？
聯合考察組認為，毫無疑問中國所采取的策略改變了這種快速攀升的，并且是潛在致命疾病的曲線。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最簡單直接的就是數據。兩周前，我也記不清是9號還是10號的時候，剛到中國的時候每一天新報告的確診病例大概都是2000多，那一天我記得是2438例。而兩周后，在今天我將回國的時候，當聯合考察任務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昨天報告的確診病例為416例，兩周之內實現了80%的下降，這樣的下降是切實的。我也知道數據在不斷地變化，做統計也面臨挑戰。所以我們通過比較不同來源的信息，來確定這樣的下降是不是真真切切的。而真的去實地學習和考察的時候，就會看到許許多多的事實，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們確認了這種真切的數據下降。比如在考察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家發熱門診曾經由高發時段每一周4.6萬例門診量，下降到我們考察時每周1.3萬接診量，這也是由于人們有了這樣的意識，當人們發熱的時候要去發熱門診就診，所以有這樣實際的下降。
還有一個是昨天我和梁教授在武漢考察的時候，注意到武漢的醫生和我們講，我們幾周以來終于看到騰出空床來了，可以有病人進來了。對于說這樣的話我非常謹慎，就是關于騰出空床來了，但是我想他們是一線工作者，他們最了解實際情況。昨天我碰到了一位名為曹彬的研究人員，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負責抗病毒藥物開發的。我問他，在研發抗病毒藥物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什么？他跟我講，現在是招募病人，因為病人數目在下降。我之所以在這一點上多花一點時間來講，是因為我想強調的是，這樣的下降是真真切切的，我供職于世界衛生組織，我們團隊里有12個人，我們做非常多的研究工作，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做公共衛生研究的機構都會用同樣的方法，當我們看到有不同來源的數據指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我們知道這樣的下降是真切的。也是由于中國人民和中國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和代價，我們避免了并預防了很多病例。
我們研究了武漢的二代續發病例，也研究了中國其他地方的二代續發病例，在此基礎上做了一個評估，正是由于中國采用了全政府、全社會的這一經典傳統、看似又老派的方法，避免了少則萬余多，多則數十萬病例的出現，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而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因為這些流行病學的曲線，其背后在每一條線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政策決定，都是中國的領導人和領袖們了不起的決定，做決策很難，指導公眾能夠按照這樣的決策去操作也不易，比如交通管制措施、比如居家隔離的措施，諸如此類才實現了這樣的曲線。
每一場疫情，每一場危機中都是我們學習的機會，有時我們學到的是應該更快預警，有時學到的是應該更早預警，有時學到的是應該優化對醫務工作者的保護，有時學到的是應該加強彼此溝通彌補現有的知識空白，有時學到的是應該讓這樣的溝通更坦誠。
中國在新報告確診病例下降時，已經在考慮要恢復其經濟和社會正常秩序。我們應當考慮恢復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秩序時、幾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之后學校重新開學后，應該注意些什么。在這場防疫過程中中國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相關的知識、工具，提升了能力。我們從考察團的角度來講，也認為現在應該去慢慢地恢復社會和經濟的正常秩序，哪怕我們同時在做著武漢和中國其他地方的防疫工作，可以同時推進。核心和關鍵就在于要逐步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
另外就是不斷地去提升能力，在這場防疫過程中中國已經向世界展現出了驚人的能力。在隨著病例數目下降過程中，中國也在增加床位數，買進了更多呼吸機，并同時提升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防控能力。我們也認識到，當我們去促進這個流行性曲線向尾部下降的時候，依然會存在這種病毒再次輸入、重新復蘇的風險。酒店、飯店復工復產，各個商場也重新開門營業，學校也重新正常開學，依然有卷土重來的這樣的風險。風險與管理和應對是相關的。我們有如下建議，讓中國完全從這場疫情中徹底地恢復其元氣：
建議中國逐步取消限制措施，世界需要中國的經驗來應對這場疫情。在新冠肺炎的應對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識的國家，并且成功地實現了其轉身、遏制和扭轉。任何國家若在貿易或旅行方面采取限制和障礙性的措施，將會影響世界應對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國家所采取的超過了《國際衛生條例》推薦建議之外的其他措施都應該得到重新評估，因為中國的風險在下降，而中國能夠為世界帶來的貢獻在增加。
四點建議：
第一條是新冠病毒是一種新型的病毒，能夠造成極大的衛生、經濟和社會影響。當前，國際上經常會聽說SARS或流感，但新冠肺炎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它是一種全新的病毒，有著自己的特點。如果我們不能謙卑地對待其新的特點，那我們就陷入了要么是SARS要么是流感的定性思維中，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如此靈活地去思考這個問題、如此果敢地采用相關的措施，沒有辦法去應對這場疫情。關于新型冠狀病毒的知識變化如此之快，而中國又是如此快地掌握了新的知識，并采取相應的調整措施。疫情應對的七個星期里，我們看到中國的新冠肺炎的診治指南已經更新到第六版，如此之快速的根據新更新的知識進行調整，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是了不起的優勢。
有很多國家認為，采用這種古老的圍堵方式不會奏效，而在中國就是在了解其特點的基礎上采用了這種古老的方式，使得這個疫情逆轉了。而且在不同的環境中，湖北也好，廣東也好，有散發病例的河南或者其他省份也好，大家都因地制宜地利用這種古老的圍堵策略。在中國我們充分看到了，有什么就先用什么，用什么就快速地去用。這就引起我想講的第三點，關于全球如何應對的結論。
國際社會明顯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尚未做好準備采用中國的方法，而中國的方法是目前我們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在全球為疫情應對做準備的過程中，我曾經像其他人一樣有過偏見，對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態度是模棱兩可的。很多人會說，現在沒有藥，沒有任何疫苗，所以我們沒什么辦法。而中國的方法是，既然沒有藥，也沒有疫苗，那我們有什么就用什么，根據需要去調整，去適應，去拯救生命。
考察報告中有更詳細的介紹，在此不再贅述。我想再次強調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嘗試。在防止疫情的國際蔓延方面，中國筑起了第一道防線。他們在一個1500萬人口的城市實行了封城的果斷措施，這項措施也許要持續幾個星期。剛才的流行病學曲線也顯示了這類措施直接帶來了平緩的下降或保持在較低水平。
我們看到，病毒也會在其他國家傳播，所以我們建議其他國家嚴肅考慮類似的做法。并非每個有疫情的城市都要封城，但是需要采用有效做法筑起第二道防線，以防疫情向那些公共衛生系統較為薄弱的國家傳播。中國爭取來的幾個星期的時間如此寶貴，大概七個星期之前這種病毒對我們來說還是全新的。幾個星期之內，中國快速開發了診斷試劑，嘗試了諸多抗病毒治療方法，也許再過幾個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幾個星期的時間內，可能會帶來很大的改變。
我們向全球提出的最后一點建議是，這一段爭取來的寶貴時間要用好，盡管我們列出了很長的研究清單，但也強調研究項目應該有優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識以進一步阻斷病毒傳播，進一步降低重癥率及病死率。我們認為瑞西韋德可能有預期效力。比如我見到研究人員曹彬說現在招募病人變難了，不僅是因為病例減少了，而是同時還有其他的多種藥品在開展試驗，而那些藥物并未見得有多么大的希望。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題。我們在中國見到了許多讓人嘆為觀止的成績，中國依然有更多的機會，世界也有很多機會向中國學習。我們報告中提出了非常多的具體建議，包括其優先次序。
我們在5個領域共提出22條建議，針對于三類不同的對象，有病例輸入的、有感染病例的國家，對中國，對未受疫情影響國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其中有一些是我作為公共衛生專家30年來第一次提出的建議。報告中有一條建議是寫給公眾的。我們強調，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須要有公眾的集體意愿。正因如此，中國有能力通過傳統的公共衛生干預方法，應對一種新型的未知病毒，并且在流行病學曲線反映出非凡的成績。
我們處于一個關鍵而危險的時刻，一種新型病原體有向全球蔓延的風險。我們希望通過考察組這段時間緊密、辛苦、勤勉的工作，向世界敞開一扇門，看看中國所做的非凡成績，這并不是為中國唱贊歌而是描述現實。當面對一種未知病毒，面對危險時刻，一些人可能會陷入絕望，覺得只能一切佛系。而中國采取了果敢的做法，意大利也在仿效，我們想向世界表示，像中國這樣去做吧，這樣可以拯救生命。
最后我想向武漢人民講幾句。25年前，我曾經到過武漢，當時是做一個病毒消除的能力評估。那時的武漢要比現在小很多，但依然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活力蓬勃。我記得當時共事的中國同事斗志昂揚。兩天前，梁教授和我到達武漢時，城市變得不一樣了，充滿著高樓大廈，火車站是現代化的城際交通樞紐，然而一切卻陷入沉寂。那些高樓大廈里面的燈光，是1500萬的武漢人民，他們幾個星期靜靜地待在家里。而當我們與武漢同事溝通時，他們說這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身上肩負的一份天然的責任，要保護全世界。
我們要認識到武漢人民所做出的貢獻，世界虧欠你們！我想當這場疫情過去的時候，希望有機會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謝武漢人民。我知道在疫情過程中，中國人民奉獻了很多，也經歷了很多，武漢人民是砥礪前行的。我也非常珍視這次與梁教授共事的機會，可能很久之后才能再回到中國。我覺得此刻，世界應該了解中國所做的事情，當每一天每個國家在猶豫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的時候，病毒的蔓延是不會停止的，病例數就可能會擴大。我們需要快速行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