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個月，武漢市民志愿者汪奇駕車行駛于武漢大街小巷，協助運送醫護人員和物資。
當一座城市為了抗擊疫情不得不開始沉睡時，它的神經末梢依舊保持著活躍和敏感。對于這一點，武漢的網約車司機李捷十分了解。
他平均每天出車兩到三次，車輪上維系的是這個城市最日常卻又最急迫的需求——有高血壓病人急需買藥、有行動不便的老人等著透析。一位糖尿病并發癥嚴重、繼發爛足的老人本該每3天去醫院換一次藥，但是因為疫情暴發，出行不便，等到李捷去接他時，他已經8天沒有換藥了，病足幾乎腐爛。
李捷只是這個神經未梢上的一分子。1月26日0時，為防控新冠肺炎，除許可車輛外，武漢中心城區實施機動車全面禁行。1月23日，公共交通已先行被暫停。禁行后，有關部門從網約車和出租車公司處召集司機車輛，組建了大約6000輛車的“社區保障車隊”，分配至城區1159個社區，保障非發熱疾病緊急送醫等居民必需出行，協助社區運送物資，為行動不便住戶送菜、送藥。
除了“社區保障車隊”，從除夕至今，出行企業搭建了“醫護保障車隊”，武漢市民也自發組建起志愿者車隊。他們與300輛公交車，部分政府車輛一道，保證著醫護人員出行。
在這個疫情依然嚴重的城市，這些穿梭于街道上的司機大多并沒有充足的防護設備，大部分人都需要把用過的防護設備消毒、懸掛，反復使用，有人甚至將同一件防護服連穿10天。但迄今為止，很少有人退出志愿隊伍。
一位本地司機說，“我太清楚這城市此刻在發生什么。你問我害不害怕？我當然害怕。但我必須出來，這是我自己的家園……”
另一位司機告訴記者，她只希望這個城市早點好起來，然后她才能好好去掙錢，正常生活。
武漢市民近日自發組成志愿者團體，援助醫護一線。
和我妹妹一樣的孩子
李捷一度很討厭武漢街道的擁擠。但春節期間，駕車飛馳在空曠的馬路上，這位武漢人卻在車里不住地哭。“我清楚地看到，我的城市‘生病’了。”
和李捷同屬社區保障車隊的滴滴出行網約車司機王莉說，公共交通關閉后，她看到消息，說下班的醫生護士們沒法回家，過路車輛因為不具備防護措施，都不敢停車。她想，天氣這么冷，那些醫生護士一定會寒心。
王莉老家在湖北荊門市。武漢宣布“封城”的那天，她正常出車，卻見到大批人涌入超市，有人開始跑到路上攔車，開價1000元，甚至2000元，只希望能開出武漢市界，開到鄰近城市的郊區就可以。
她也猶豫要不要返回老家，最后還是放棄了。除夕這天，妹妹從老家打來了電話。妹妹是護士，很多同學在武漢協和醫院工作。她說：姐姐你要保護好自己，同學們都說快撐不住了。電話這頭，王莉默默哭了，決定做點什么。她想到網上那些醫生護士臉上被勒出印子的圖片，“是些和我妹妹一樣的孩子。”
后來成為滴滴出行武漢抗疫調度負責人的曾洪波記得，“封城”后，自己很快接到來自政府部門的要求：調集1300多輛車保障社區。1000多輛車幾乎一夜間湊齊了。看到網上有大量醫護人員因無法出行而求助，這家公司又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組建一支200多人的“醫護保障車隊”。
在武漢市交通運輸局的協調下，滴滴最終共派出1500多輛車。東風出行征集了1000余位司機，T3出行400名。曹操、首汽、高德等出行平臺和本地出租車公司也紛紛參與了這場志愿保障行動。
李捷所屬的網約車租賃公司一共有70多名司機，“30多個加入了保障車隊，另外30個報名了沒選上，還有十幾個家在外省市，已經回家了，都嚷嚷著要回來。”
除此之外，武漢的私家車主汪奇和一些民間志愿者也已經活動起來。運送醫護、轉運物資，“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但他也承認，頭兩天內心很慌，一是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惡劣，二是群內需要幫助的醫護人員似乎太多了。
“在群里發一句話，5分鐘不看手機，根本找不到在哪兒。”汪奇說，醫護人員們坐車的訴求幾乎刷屏，到處都在求助。有時一個醫生需要坐車，好幾人回復，大家彼此又看不清——等到開車過去，發現人已經被接走了。
為讓“醫護保障車隊”有序運行，滴滴出行的程序員用31個小時制成了專門針對約8000名認證醫護工作者的特殊程序，植入滴滴出行App后臺。讓醫護人員可以免費叫車。
汪奇所在的諸多“愛心群”也開始安排固定的群助理：有人專門核實醫護人員發出的求助信息，然后再由專人將醫護的工牌，用車地點、時間等發布在群內，確定專人認領。有的群甚至具備了調度員——盡可能安排距離較近的志愿者接送。
汪奇說，僅僅在他所活躍的十幾個群中，估計就有不下1000輛市民自發提供的志愿車輛。
運送的醫護人員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0多歲的護士。她的愛人是醫生，兩人都上了一線。剛滿月的孩子被送回了老家。但孩子需要喝的那種奶粉在老家根本買不到，這位護士一直在通話，向各方親友求助。事情一直解決不了，她在后座哭了起來。汪奇也沉默著抹眼淚。
加入“醫護保障車隊”的滴滴網約車司機胡建斌接到的第二位乘客，便是一位深夜從武漢協和醫院下班的護士。年輕的女孩上車后有些發愣，一言不發。胡建斌便問她，工作累嗎？女孩猛醒過來說，說在醫院4天了，連軸轉，一直沒休息，然后便嚎啕大哭。
網約車司機王莉在社區全副武裝，準備出車接送居民。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不可能不怕，但總有人需要我
曾洪波稱，據他了解，醫護人員出行目前基本得到了滿足。他們一部分被安排入住醫院宿舍和附近酒店，政府和醫院給予了部分通勤車輛，出租車、網約車公司和民間志愿者也提供著保障。
社區保障車隊同樣開始運轉。王莉要每天6點多起床，駕車30多公里，從武漢黃陂區趕到被分配的武昌區社區。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小區目前秩序不錯，“很少有全部配車都在外面的情況。”
李捷和王莉都說，自己所在的社區算不上繁忙的。他們說，武漢有一些居民達數萬人的社區，或是那些老舊的小區——它們沒有電梯，老年住戶又多，都增添了出行的需求與難度。據他們所知，這些社區的司機每天都很忙。
被分配去運送那位糖尿病并發癥嚴重的老人就醫換藥時，李捷準時到達了。他本以為老人會有家人陪護，卻發現老人拄著單拐，扶著樓梯扶手，滿頭大汗，從六樓一步步挪下來，疼到臉色慘白。
老人告訴李捷，他的孩子都在海外，“封城”時妻子恰在其他城市。他的左腳因為換藥拖延而潰爛，基本不能著地。李捷將老人扶進醫院，醫生告知，醫院目前已被征用，無法處理其他病癥。他只得將老人送回家，攙上樓。兩天后，再帶老人去民營診所換藥。最后離開時，老人緊緊抓著李捷的衣服，不停地道謝。
倘若患病老人、孤寡老人是目前最需要照顧的人群，據王莉觀察，需要社區派車幫助出行的第二大群體，是那些自我懷疑可能感染的居民。他們并未發燒，不算疑似病例，但自感各種不適：比如咳嗽、胸悶，希望去醫院排查。王莉稱，這部分人占到社區出行訴求的30%甚至40%。
“對于這種居民，社區會和我們商量：是否接送，選擇權在司機。”王莉說，“一般我們不忍心，都還是出車，只是自己保護得嚴實點。類似情況很多，大多還是老人，身體弱，又不算疑似，120管不過來。”
但對于已經發燒的居民，依據目前規定，為避免交叉感染，應急保障車輛通常不能運送。社區只能將信息上報，等待醫療系統派車收治。
王莉第一天到達指派社區，遇見一位老奶奶，自稱不舒服，想去醫院排查。社區人員初步詢問篩查，發現她屬高度疑似。社區人員立刻告訴說：離遠點，我們來處理。
王莉記得，那天天氣很好。人們遠遠地圍著老奶奶。陽光下，老人一言不發，坐在社區服務中心門口的椅子上。社區的工作人員跟她喊，您先回去，我們去上報。無論治療還是隔離，都要排隊。老人沉默了幾分鐘后，慢慢從椅子上站起，再緩緩地躺到地上，用盡力氣喊：“我要去醫院，我要拍片子，我主動申請隔離……怎么都好，你們幫我解決啊！”
最終，社區人員叫來一輛防護措施相對較好的“醫護保障車”，將老人送去了醫院。
王莉在司機群里也會偶爾看到，一些社區情況堪憂，工作人員會要求負責社區保障的司機運送高度疑似的患者。這往往令司機陷入恐慌。
她曾接過一位中年女性，剛在醫院處理完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母親的后事。穿防護服的王莉一度有些擔憂，但她很快發現，同樣裹在防護服里的乘客身體繃得筆直，似乎也緊張到極點。車廂里沒有人說話，只有那女人在防護服里默默啜泣、顫抖。
社區和醫護保障車隊如今面臨著相同的問題：防護服不夠，都只能循環利用。滴滴出行總裁柳青一度發微博公開求助。曾洪波承認，公司目前還能為司機提供充足的口罩和消毒液，但防護服已十分緊張。
相較下，汪奇這些民間志愿者們的防護更為簡陋。他們的一件防護服要連續穿兩三天，沒有N95口罩，每天戴普通醫用口罩出車。2月3日，武漢當地一位名叫何輝的車隊志愿者便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
“這件事讓大家有點受打擊。”汪奇說，“但沒人退出車隊。”
對于加入志愿車隊，李捷一直對家人有所隱瞞。報名那天，他把決心告訴家人，遭到一致反對。他13歲的孩子用手指著他，什么都不說，默默流眼淚。李捷向他們撒謊，自己只為社區送貨，一個人都不接觸，沒啥危險。
李捷其實也擔心。他是頂梁柱，家里又有孩子，他不敢想象自己萬一感染的后果。“我不可能不怕，但總有人需要我啊。”
“我們的防護不足，大家也心知肚明，就是硬著頭皮去做。”汪奇說，現在大家總在群里聊開心的話題，互相開玩笑，甚至發紅包。胡建斌的隊伍里，司機們則會“攀比”每天接送醫護人員的數量。有人會在群里炫耀，我今天接了23單。也有人辯解，今兒每一趟路程都特別長，所以只送了11人。
剛上路那幾天，汪奇總擔心違反禁行令，被交警查扣。因此他總是拍下每一趟運送的醫護人員們的工牌，或是物資的收據。警察每每攔住他們，汪奇就給他們看這些。然后對方就開始反復地說，你們太好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不止一次，汪奇從后視鏡看到，車輛放行后，警察就這么站在原地，對著駛遠的他們敬禮。
我就是它的一部分
王莉所在社區有4輛配車，兩輛是網約車，兩輛是出租車。幾天下來，原本在路上“水火不容”的雙方就成了朋友。每次出車回來，開出租車的大爺不時招呼她，趕快過來，我給你消毒。
乘客們的態度也發生著變化。“以前人們打車，更多是覺得我付錢了，你得伺候好。”現在，每個人都在不停地說“謝謝”。
幾天前，王莉運送一位80多歲的老人去醫院拆線。到達后，老人站在醫院門口，遲遲不肯離開，非要幫助王莉倒車，替她看路。
“這段時間，老人真的很無助。”王莉說，她幾乎能從乘車外出的每一位老人身上都感受到恐懼、擔憂。那位80多歲的老爺爺也一樣。陪他出來的女兒明顯很不耐煩，老人在車上也一直沉默，看起來充滿愧疚，但又一定要王莉開走后才肯去看病。
汪奇說，最初幾天，他每天要運送十幾撥兒醫護人員，而且往往是一位醫生叫車，擠上車的卻是一群人。自從武漢組織了醫護保障車隊，政府和幾家出行公司介入后，需要民間志愿者接送的醫護人員越來越少了。
“現在我每天大概只接送兩三趟。”他表示，目前除了保障極少數路途極遠或是下班很晚的醫護人員出行，民間志愿者大多時間都在運送物資。
“2月以來，形勢在慢慢變好。”汪奇回憶，春節那幾天，能明顯感受到醫護人員們的恐慌。醫務工作者們有的上車就累得睡著；有的在手機上飛快地敲字，手不住發抖；還有人緊緊抱頭，唉聲嘆氣。有人和汪奇說，他們缺乏物資，幾乎就要裸奔；也有醫生和他形容，就像是洪水來了，根本不知道怎么辦，必須拿肉身去擋。
這些情景大概從1月底開始改變。隨著支援趕來，醫生們反映，物資緊缺的程度減輕了；人手也在增多，醫護們漸漸可以輪班休息。幾天來，汪奇聽到最多的話便是“現在強多了”。他感覺醫護人員的精神漸漸好了起來，至少大家會笑一笑。
汪奇的車里開始多出各種東西，它們都是坐車的醫護人員們留下的。有的醫生看汪奇等人的防護措施過于簡陋，悄悄將自己的N95口罩塞到他們的車座后面；也有一早乘車的護士，提前在家做好了早飯，下車時將牛奶、雞蛋和面包一股腦地塞進汪奇懷里。
有一天，王莉和她服務社區的保安聊天。保安大叔很平淡地說，自己女兒科室4個人，3個都感染了，就剩下她自己。現在，她要去支援火神山了。
“過去沒遇到大事，我從來不相信‘城市由我建設’。我說這就是空話。”王莉說，“現在，我覺得武漢就是我的家。我就是它的一部分。”（記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