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1月1日電 題：沒有終結的尋找——追尋川藏公路上的一位無名烈士
新華社記者魏董華
西藏昌都，怒江天險。一座特殊的橋墩，孤零零立在江邊，如同一位戰士獨自駐守。
2018年，怒江之上第3座新橋通車。60多年前修筑的怒江橋已經拆除，為何獨獨保留了這座橋墩？
當地人說，橋墩里有一位戰士的遺體。為了紀念這位烈士，這座特殊的橋墩被保留了下來。
這個戰士是誰？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
為了逝者那不朽的名，在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車65周年之際，我們開啟了一段漫長的追尋。
這是8月21日無人機拍攝的怒江大橋旁的橋墩。新華社記者 熊琦 攝
追尋一名烈士，從一條天路開始
今天，很多汽車兵在經過怒江的這座橋墩時，都會按響喇叭，并點上一根煙，搖下車窗，投向窗外的峽谷。鳴笛和獻煙，這個頗具儀式感的舉動成為一種特別的致敬。
他們致敬的，正是橋墩里的這位烈士。
眾口相傳，當年修筑怒江橋時，這位戰士因連續作業身體疲勞，不慎掉進10多米高、正在灌注水泥的橋墩里，混凝土迅速凝固，戰友們想盡一切辦法也未能將他救起，最后只得流著淚將他筑進了橋墩。
今天，許多年輕人熱愛騎行或徒步于艱險的川藏線，將其作為一種苦修與歷練。他們或許難以想象，他們腳下的這條天路，60多年前，竟是筑路者用血肉之軀和簡陋工具開辟的。
1950年，筑路大軍挺進西藏途中，官兵們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抬運石料 （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50年初，11萬筑路大軍挺進西藏。彼時，整個西藏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一條公路。廣袤的世界屋脊，仍沿襲著刀耕火種的落后生產方式。解放西藏，更要為西藏人民帶去現代文明。擔負解放西藏重任的十八軍，同時擔負起修筑進藏公路的重任。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一項重大“國家工程”，盡管當時國力極為有限。
一邊是14座海拔超過4000米和兩座海拔超過6000米的大山，數條地質斷裂帶，一邊是鋼釬、炸藥，甚至常常連吃飯都無法保證的保障條件，世界屋脊上第一條公路就這樣開建了。
11萬筑路人，4年零8個月。1954年年底，川藏公路正式通車，公路建設中犧牲的3000多官兵和1000多藏漢民工，從此長眠于公路沿線。
全長2255公里的公路，平均每公里犧牲2人。
翻開這段修路史，也打開了一部光榮與犧牲史。
擔任爆破任務的小炮班班長張福林在山間作業時被墜下的巨石砸中，傷勢嚴重。醒來后，衛生員要給他打強心針，被這位戰斗英雄拒絕，他說，我不行了，要為祖國節省一針藥。
正在半山作業的某工兵團八連三排，腳下巖石轟然碎裂，整個排的戰士跌入滾滾江水中。排長命令年輕的小戰士順著保險繩脫險，自己則被一個巨浪掀入江中而壯烈犧牲。
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團六連二排遭遇突然暴發的泥石流，9名戰士隨著塌陷的路基墜入江中，被滔滔江水吞噬……
6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與一位位“老西藏”追憶這段歷史，當年筑路的壯烈仍撲面而來。
在尋找一名烈士的路上，我們找到了無數的烈士。
他們的故事，一樣壯烈。
尋找之路撲朔迷離
汽車拼了命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邦達機場，山頂最后幾片云擦著亂石往峽谷滑去。踏上雪域高原，我們開啟了尋找橋墩里英魂的旅程。
尋找的過程幾經波折，橋墩里戰士的身份也是撲朔迷離。
在邦達機場，我們找到了駐守過怒江大橋的部隊。30歲的“老兵”楊濤說，他只知道，這里長眠的是一位十八軍的戰士，但更多的細節無從得知。
從楊濤17歲當兵來到怒江邊開始，這個橋墩就像一名戰友，不分白天黑夜地陪著他。“每年都會有退伍的老兵回來，站在橋墩邊久久不愿離去。”楊濤說，清明節那天，守橋戰士們會通過自己修的一個便道，從險峻的巖岸攀到橋墩旁，掃塵，獻花，給這位無名的戰友敬上一個軍禮。
怒江天險，石谷狹窄且高，抬頭掉帽，是被當地藏族群眾稱為“猴子難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當年，筑路部隊被阻擋在咆哮的怒江東岸，千方百計數次渡江均未成功，一只橡皮艇被激流多次沖走。最終把鋼絲繩拉過江去、架起便橋，施工大部隊才得以開向西岸。
筑路戰士在怒江兩岸的懸崖陡壁上辟山筑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采訪漸漸深入，這個口口相傳的故事，出現了不同的版本。
60多歲的陳雪康曾在西藏昌都市交通局辦公室工作。他的父親當年曾參加川藏線上的修路民工隊。他從橋梁結構的角度對烈士的身份和橋墩的年代提出了質疑。
他翻開《西藏交通公路史》，指著其中一段說，怒江大橋是一座長達87米、距江面33米高的“貝雷式”鋼架橋，“當時的橋墩是木結構的。”
那么，這個水泥橋墩是何時出現的呢？陳雪康提醒我們，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原解放軍基建工程兵852大隊曾重修怒江大橋。
會不會是那個時候修的水泥橋墩？
我們又驅車來到八宿縣城，找到一位82歲的藏族老人白瑪江村。
老人回憶，當年怒江大橋通車后，他親自走過，印象中并沒有看到水泥橋墩。至于現在這座橋墩什么時候出現在那里，他也不知道。
撲朔的橋墩之謎，唯有一路追尋。
筑路戰士在辟山開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烈士的名字初現
從西藏回來后，通過各種線索，記者終于找到一名當年852大隊的老兵。然而這位老兵說，當年他們來到怒江時，橋墩已經立在那里了。
一切又回到原點。
原解放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之女張小康的出現，讓尋找有了轉機。
張小康曾歷時8年撰寫《雪域長歌》一書，詳盡記載了父輩與西藏的故事。書中也提到了橋墩的故事，但記述不盡翔實。
看到我們，張小康十分激動：“當年這件事一直記在心里，但始終沒有核實清楚，讓我們一起來找吧！”
幾位十八軍的老人共同確認了烈士犧牲的事實。
原十八軍宣傳部長夏川的兒子蘆繼兵，找到了父親當年拍攝和收集的老照片。其中一張老照片上，當年十八軍修的第一座怒江大橋是鋼架橋身，下方赫然正是現在這座水泥橋墩；橋墩后方，還依稀可見木結構的橋墩。
蘆繼兵回憶，1953年國慶前夕，父親帶著國慶觀禮團赴京，途經怒江大橋時拍了照，照片上還只是木結構的臨時橋墩。1954年底，川藏線全線通車。“這個水泥橋墩應該是通車后，為了加固橋梁，重新修建的，時間應該是1954年到1955年期間。”
蘆繼兵還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這位烈士可能是劉紀春。
這是他10年前在一個“老西藏”的回憶文章中偶然看到的。“這個事跡太震撼人了，當時我就馬上把名字記錄了下來，還寫到了講課用的課件中。”
遺憾的是，這么多年過去，他再也沒有找到那份記載著烈士名字的回憶文章。
張小康和蘆繼兵通過多方查證，當年修建怒江橋的部隊隸屬于十八軍54師，彼時工兵5團負責修建橋墩和架橋，162團負責炸山。這名戰士應該來自工兵5團。
那是一座座無名的雪山
1952年，筑路民工在甲皮拉山頂鏟除冰雪，讓汽車通過（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趙慎應 攝
之后的數月時間里，我們不斷尋訪親歷者和他們的后人，希望能從他們那里得到一個可靠的印證。
然而，我們能找到的工兵5團的老人，大多已經離世，他們的子女對當年的歷史所知甚少。
非常遺憾，截至發稿時，記者仍無法確認這位烈士到底是不是叫“劉紀春”。
為什么當時沒有詳盡的記錄呢？
筑路戰士們用繩子拴在腰間，在懸崖陡壁上進行開鑿（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任用昭 攝
熟悉那段筑路史的張小康說，當時為了盡早解放西藏，修通路是第一要務。犧牲的人太多太多，通常只能在路旁掩埋，在石頭或木牌上寫上名字。筑路工程結束后，部隊仍然任務不斷，后來又歷經改編，最終使烈士的故事和姓名湮沒在歷史深處。
“幾千名筑路烈士，許多都沒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張小康說，直至今天，仍有十八軍后人在尋找自己前輩的犧牲地。“有的留下了姓名，但只有名字和部隊番號，什么時候犧牲、籍貫在哪里，都沒有詳細記錄。”
追尋一位無名烈士，卻讓我們發現了更多的無名烈士。在一個個壯烈的犧牲故事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充滿激情與奉獻的時代，看到了那一代先輩為信仰和理想而獻身的崇高精神。
“也許我們再也找不到烈士的名字。”張小康說，但烈士們的功績不會因他們的無名而消失。
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確定這名烈士是不是劉紀春，但我們相信，他的故事將永遠傳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