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精品工程：莫桑比克馬普托灣上的“百年工程”——馬普托大橋巡禮 新華社發(fā)

　　貴霜帝國伽膩色迦三世金幣 貴霜帝國伽膩色迦三世時期（約公元250—270年）鑄造，重7.9克、直徑21.5毫米 中國錢幣博物館藏

漢五銖銅幣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現(xiàn)代紙幣

　　引言：

　　貨幣融政治、經(jīng)濟、歷史、科學、文化為一體，推動了生產(chǎn)與貿(mào)易。作為經(jīng)貿(mào)交流的重要使者，絲路沿線各國貨幣不僅是古往今來各國、各地社會經(jīng)濟的縮影，更展現(xiàn)了古今中外經(jīng)濟文化的友好往來。無論是樸實厚重的方孔銅錢，還是光彩奪目、精致小巧的西方金銀鑄幣，都仿佛在無聲地向世人訴說著昔日的駝鈴與大漠、帆船與海洋，講述著商貿(mào)云集時人民友好往來、互利互惠的動人故事……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從古至今的貨幣，是最為直觀的歷史見證。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之際，一本精選了87件絲綢之路古代貨幣文物展品的書籍《絲路泉蹤——“一帶一路”貨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貨幣管窺歷史的新視角。

　　1、由絲綢之路塑造的世界

　　絲綢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國，是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古代陸上商業(yè)貿(mào)易路線，最初的作用是運輸古代中國出產(chǎn)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后來成為東西方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交流的主要通道。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與法國漢學家沙畹先后提出了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從此，這條古老的經(jīng)貿(mào)文化大動脈有了自己的名字，“絲綢之路”之稱逐漸深入人心，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商業(yè)貿(mào)易，也傳播了政治、精神與信仰。絲綢之路不僅是經(jīng)濟之路，也是文明之路，見證著東西方交流互動的悠久歷史。

　　相比于數(shù)千年前，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山水相隔，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交流、交易、交往、交融顯得困難重重。但即使這樣，我們的先輩仍然篳路藍縷，穿越草原荒漠和驚濤駭浪，開辟了連通亞歐非的陸海之路。今天，世界各地的交通往來已十分便捷、頻繁，經(jīng)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更是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寫下《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書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說：“絲綢之路曾經(jīng)塑造了過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當今的世界，也將塑造未來的世界。”

　　承接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中國于2013年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以政策溝通、設施聯(lián)通、貿(mào)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nèi)容，涵蓋幾十億人口，惠及眾多國家和地區(qū)，緊密連接“中國夢”與“世界夢”，筑牢“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戰(zhàn)略決策，對于構(gòu)建開放型經(jīng)濟新體制，形成中外互濟、海陸統(tǒng)籌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世界繁榮發(fā)展與和平穩(wěn)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古代的絲綢之路溝通了各國的經(jīng)貿(mào)文化交流，見證了中外友好往來的悠久歷史；當代的“一帶一路”建設將開啟中外交流和平共贏的新篇章，為世界人民謀福祉。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之際，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中國貨幣金融歷史博物館攜手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與中國錢幣博物館，共同推出了“絲路泉蹤——‘一帶一路’貨幣展”，匯集了古代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錢幣文物及當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qū)）的流通版紙幣共700余件展品，宣傳古代絲綢之路經(jīng)貿(mào)交流的輝煌歷史。在此基礎上，為更好地發(fā)揮文物的社會教育功能，《絲路泉蹤——“一帶一路”貨幣》一書應運而生。

　　2、兩漢陸上絲綢之路貨幣

　　據(jù)考古調(diào)查，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甚至遠至埃及都有出土的漢五銖銅幣，這些貨幣的出土見證了被人們稱為“鑿空的”張騫出使西域那段滄桑的歷史。張騫這次歷盡艱辛出使西域，雖然沒有實現(xiàn)聯(lián)合位于中亞的大月氏國共抗匈奴的目標，但卻為漢武帝帶回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和情報，開闊了漢人的眼界，使得天山南北，乃至西行更遠的中亞、西亞地區(qū)第一次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使中原王朝第一次對西方有全面的了解。從此，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等多種作物，大宛國的汗血寶馬以及后來的佛教文化，都是沿著這條道路傳入我國的；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以及冶鐵技術、打井技術、造紙術等也由此傳向西方。也正因絲綢的精致與華美最能代表中國物產(chǎn)的優(yōu)異特色，所以后世將這條陸上交通線稱為“絲綢之路”。

　　而在我國新疆、寧夏等地發(fā)現(xiàn)的貴霜帝國伽膩色迦三世金幣，則見證了漢朝時期東西方文化的密切交往與溝通。貴霜帝國由大月氏人于公元1世紀左右在今阿富汗地區(qū)建立，鼎盛時期控制了中亞、西亞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地區(qū)。由于地處陸上絲綢之路連通東西的要道，貴霜與東方的漢王朝、西方的羅馬帝國都關系密切，長時期扮演著絲路貿(mào)易中間商的角色，商業(yè)經(jīng)濟發(fā)達。

　　絲路沿線發(fā)現(xiàn)的安息帝國（又稱帕提亞帝國，位于伊朗高原及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由源出北方斯基泰的帕提亞人建立）銀幣、巴克特里亞王國（位于今阿富汗及周邊地區(qū)，約公元前3世紀由希臘殖民者建立）銀幣、印度孔雀王朝（約公元前4世紀時由旃陀羅笈多建立，擊退了希臘人的入侵，并逐漸占據(jù)了整個印度半島，第一次基本統(tǒng)一了印度）銀幣都仿佛讓今天的人們看到了昔日在這條古老的道路上來往穿梭的商旅，以及早期絲綢之路東西方物質(zhì)、文化、精神的交融互通。

　　3、從魏晉到宋元之后的陸上絲綢之路貨幣

　　從三國到兩晉再到南北朝，中原經(jīng)歷了長達數(shù)百年的分裂與動蕩。各民族先后在北方及西北地區(qū)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權(quán)，一度影響到絲綢之路暢通。到了公元6世紀，新興的突厥在統(tǒng)一漠北草原的同時也控制了絲綢之路。唐代國力強盛時，先后征伐了東西突厥、吐谷渾與高昌王國，在絲路沿線設立了安西都護府等機構(gòu)，兼理軍政，同時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

　　這一時期，隨著絲路貿(mào)易流入我國的東羅馬帝國金幣，則見證了絲綢之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古代陸上商業(yè)貿(mào)易路線。東羅馬帝國始于公元395年的羅馬分治，建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公元1453年亡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歷時一千余年，是陸上絲綢之路在歐洲的重要終端。東羅馬帝國的貨幣由金、銀、銅三種材質(zhì)打制而成，較為粗糙。其正面為國王頭像，背面有國王站像、護城神安淑莎、基督、使徒像等，并有較多的十字架圖案，是東羅馬帝國東正教信仰的縮影。東羅馬帝國的金幣曾隨絲路貿(mào)易流入我國，在內(nèi)蒙古、陜西、河北、浙江等地都有出土發(fā)現(xiàn)。

　　約在中原的魏晉時期，“中亞商人”粟特人逐漸繁榮，起初依附于突厥貴族做經(jīng)紀人或代理商，后大量涌入中國，改為漢姓，史稱“昭武九姓”。粟特人因絲路貿(mào)易而興，許多人身居要職，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再度陷入動蕩，北部、西部興起的遼、西夏、喀喇汗等政權(quán)控制了絲綢之路。期間，喀喇汗王朝穆罕默德·阿爾斯蘭汗銅幣、喀喇汗王朝桃花石可汗銅幣，鑄有清真言、贊主詞等，具有鮮明的宗教色彩，體現(xiàn)了伊斯蘭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歷史。喀喇汗王朝又稱黑汗王朝，公元10～13世紀立國于中亞地區(qū)，由回鶻、葛邏祿、烏古斯等民族組成，在宋金時期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蒙古帝國橫跨歐亞，在東起黃海、西至多瑙河的廣闊土地上設置了1萬多處驛站，建立了遍布帝國的陸上交通線，絲路交通再度繁榮起來。明代因戰(zhàn)爭放棄了與西域的交通。清代乾隆統(tǒng)一新疆后，中外貿(mào)易得到恢復，哈薩克、布魯特和維吾爾等民族成為貿(mào)易的主要中轉(zhuǎn)商。宋元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但各國的經(jīng)貿(mào)文化仍然追隨著先人的步伐，不絕于道。

　　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先秦時代，我國南方與東南亞等地即有海上貿(mào)易往來。漢武帝攻滅南越后，開辟了從廣州通往印度、斯里蘭卡的海上絲綢之路。與此同時，西方的羅馬帝國從波斯灣的亞歷山大港出發(fā)，與中國建立了聯(lián)系。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自此全線貫通。

　　4、海上絲綢之路的初興

　　魏晉南北朝時，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帶動了海上貿(mào)易的繁榮。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中國海船逐漸離開原先的沿岸航線，開始橫渡南海、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大大縮短了航行距離。隋唐王朝經(jīng)常遣使出海訪問東南亞、印度和波斯，促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往來。公元7世紀前后，中國南海出現(xiàn)了大批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杭州、揚州等地成為繁榮的沿海港口。日本和同開珎銅幣，形制仿唐代開元通寶。“和同”即“和銅”，是日本元明、元正天皇的年號，“開珎”讀作“開珍”或“開寶”，系摘自唐開元通寶錢首尾為文，“和同開珎”即和銅年間開始流行的珍寶，文字體現(xiàn)了日本人對方孔銅錢的珍重。和同開珎銅幣是我國錢幣文化海外影響力的重要見證。

　　宋朝，北方先后建立了遼、西夏、金等政權(quán)，占領了河西走廊，西北陸上絲綢之路不便，故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外交通的主要道路。宋朝新開辟了泉州、廣州至菲律賓的航線，西洋航線一直延伸到摩洛哥、桑給巴爾和西班牙，來華商船的始發(fā)地擴大至印度西海岸、波斯灣、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宋朝銅錢在海外貿(mào)易中極受歡迎，《宋會要》載：“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zhèn)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宋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不斷輸入世界各國，在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都大量發(fā)現(xiàn)，海外各國亦大量仿鑄宋錢。安南太平興寶銅幣，是安南（今越南）古代貨幣珍品，在當時與流入的中國銅錢一起流通。

　　元代在重新開通陸上絲綢之路的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鼎盛期，國外貿(mào)易大多通過海路進行，包括朝鮮、日本、南洋島國、印度半島國家、阿拉伯半島國家及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加納等，歐洲許多國家也曾向元朝派遣使臣。

　　我國的明清時期也是西方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歐洲的殖民者滿載著他們的工業(yè)產(chǎn)品及從美洲攫取的白銀，來到中國換取絲綢、茶葉與瓷器，并希望打開中國市場。然而，直至乾隆末年，中國在與歐洲的貿(mào)易中始終處于出超地位。大量的白銀以銀幣的形式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推動了中國白銀貨幣化的進程，帶來了中國貨幣制度的深刻變革。荷蘭“馬劍”銀幣、奧地利帝國瑪利亞·特蕾莎銀幣、法屬印度支那銀幣、墨西哥銀幣、英國貿(mào)易銀幣、英屬印度銀幣、日本銀幣等等，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海上絲路沿線各國與我國密切的經(jīng)濟貿(mào)易往來。

　　5、從“商道駝鈴”到“浩海帆影”

　　縱觀絲路貨幣史，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半部絲路史。從“絲綢之路”到“一帶一路”，從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貨幣、海上絲綢之路貨幣到當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其實就是東西方從“商道駝鈴”到“浩海帆影”的經(jīng)貿(mào)交流。

　　“商道駝鈴”承載著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貨幣。陸上絲綢之路發(fā)端于西漢時期，以張騫通西域為標志。它自漢代開始繁榮，唐代達到鼎盛，并延續(xù)至宋元。不論是質(zhì)樸厚重的東方方孔錢，還是精致小巧的西方金銀幣，都伴隨著商旅在這條古老的通道上來往穿梭，溝通了亞歐大陸的經(jīng)貿(mào)，傳播著東西方的貨幣制度和文化。

　　“浩海帆影”則承載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貨幣。海上絲綢之路濫觴于秦漢，發(fā)展于隋唐，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并延續(xù)至明清。朝鮮、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地大量發(fā)現(xiàn)的中國錢幣，以及他們仿鑄與自鑄的圓形方孔錢，都反映了中國錢幣伴隨著遠洋商隊的擴散傳播；而西方新航路開辟后外國銀圓大量流入，推動了中國幣制的重大變革。

　　反觀當下，世界各地正在流通的貨幣不僅擔負了經(jīng)濟職能，更承載了政治、風土、信仰等諸多內(nèi)涵，是國家和民族當下精神與審美的集中體現(xiàn)，可謂當代世界多元文化風尚的“萬花筒”。絲路貨幣實物，既是人們了解絲路文化、絲路歷史的重要媒介，也是文物愛好者按圖索驥收藏、鑒賞的載體，更是傳承絲路精神、傳遞絲路智慧的通道。

　　萬里絲路，貫通東西方；絲路貨幣，跨越古與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各族人民，為促進文化傳播、文明進步，加強貿(mào)易往來，都各自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正因為有了這樣的交流，古代中國不僅引進了眾多的域外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元素，也將富有中國特色的絲綢、瓷器、茶葉及相關技術，遠播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以至歐洲與非洲。從此，浩瀚沙海中的聲聲駝鈴，萬頃波濤中的片片帆影，滿載著絲綢、瓷器、香料、珠寶等奇珍異寶，也滿載著文化、精神與信仰，連接著古老的東西方文明。東西方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都在這條道路上匯聚、交流、碰撞、融合。

　　“一帶一路”植根于歷史，但面向未來；“一帶一路”源自中國，但屬于全世界，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一帶一路”倡議凝聚了中國助力全球共同發(fā)展的切實努力。“一帶一路”倡議從理念到實踐是時代的呼喚，從經(jīng)濟到人文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從現(xiàn)實到未來有無比美好的遠景。（作者：趙靜榮，系科學出版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