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中,師生關系很特殊,正好讀明史時讀到張居正與老師和學生的故事:他的一生恩師顧璘,他的得意門生于慎行,兩個故事,均非尋常,不由思考一個話題:

　　何為良師?何為高徒?

　　一

　　先說顧璘的故事。

　　顧璘是江蘇吳縣人,從小就是著名的才子,也是個有性格的才子,21歲中了進士,開始進入仕途,當河南開封知府(從四品)時,得罪了大太監劉瑾的親信、鎮守河南的權閹廖堂,給打入錦衣衛獄。看過電影《繡春刀》的都知道,錦衣衛獄是個很可怕的地方,但顧璘確實清白,出獄后,貶為從五品的廣西全州知州。但牛人總是不怕挫折,顧璘最后做到了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書。一個歷經世態炎涼、人生經驗豐富的滄桑男子。

　　1537年,明嘉靖十六年,顧璘任從二品的湖廣(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巡撫,遇到了一個比他更牛的才子。

　　這個才子時年13歲,從小就有“神童”美譽,他在前一年通過童試,考取了秀才,這次來參加鄉試考舉人。以他的才華,“中舉”是輕而易舉的事。在明清兩代,“中舉”可了不得,意味著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里有個“范進中舉”的故事,起初人人都瞧不起范進,但他一旦中舉,親戚鄰里包括他那個勢利的岳父,都去奉承他。

　　顧璘見到這位神童,欣喜若狂,但是他做了一個決定:不讓他中舉。

　　這個神童,就是張居正,日后他成為有明一代最牛的人之一。張居正,1525年生于江陵縣(今屬湖北荊州),時人又稱之“張江陵”。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寫道:“這時居正的聲名,在湖廣已經很大,所以主考給他臨時的口試,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單憑居正的年齡和聲名,原有中舉的希望。但是因為湖廣巡撫顧璘底主張,這次卻沒有成功。”顧璘是怎么考慮的?《張居正大傳》中說:

　　“他認為十三歲的孩子就中舉人,以后便會自滿,反而把上進的志愿打消,這是對于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張趁此給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奮發。他和監試的馮御史說:‘張居正是一個大才,早些發達,原沒有什么不可,不過最好還讓他遲幾年,等到才具老練了,將來的發展更沒有限量。這是御史的事,一切請你斟酌罷。’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廣按察僉事陳束的欣賞。陳束極力主張錄取,但是監試御史想起顧璘的吩咐,竭力拒絕,居正竟沒有錄取……”

　　神童張居正的少年中舉之路,就這么給切斷了。三年之后,他16歲,再次參加鄉試,順利中舉了。恰好此時顧璘正在安陸督工,張居正到安陸去拜見他,顧璘很高興,有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把自己腰間圍著的犀帶脫下來,贈給張居正。中國古代官員穿的衣服、束的腰帶,根據官階品位,有著嚴格限定。在明代,一品玉,二品犀,對于16歲的張居正來說,這是珍貴的贈品,更珍貴的,是顧璘的贈言:

　　“上次你本來就可以中舉,因為我的原因,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但是,我希望你要有遠大的抱負,要做伊尹,要做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年少成名的秀才。”

　　伊尹是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曾輔助商湯滅夏朝；顏淵即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門生,終生未做官,但后人對其品德推崇有加,被后世尊為“復圣”。顧璘對張居正的期望,是他成為一個“伊尹+顏回”式的偉人,既能建功立業,又有高深學問和高尚品德。

　　顧璘留張居正吃飯,還把自己的兒子叫出來,告訴兒子:這個是荊州張秀才,“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人子也。”

　　他的預言很準確。但這位經歷過官場大風大浪的高級官員歡喜之余,仍然有些隱憂:張居正16歲中舉,還是太早了點……

　　二

　　再說于慎行的故事。

　　于慎行是山東東阿人,從小就是個又聰明又勤奮的孩子,17歲便考中舉人(比張居正晚一年)。他的性格中也充分具備山東人的執拗與實誠之特征,中舉后,主考官對他特別青睞,就提議:在鹿鳴宴(類似于今天高考發榜后的謝師宴,但更有儀式感)上,為你舉行冠禮(即成人之禮)!何等錦上添花的美事。但于慎行說:冠禮乃人生大事,需要父親知曉并同意,他不知道此事,所以,謝謝了。

　　20多歲的時候,于慎行就成為皇帝的講官(這個職務一般由胡子一大把的資深學者擔任),有一天,皇帝拿出宮中珍藏的歷代字畫,讓講官們在上面題詩。于慎行的字寫得一般,他就作好詩,口述后請同事代寫。皇帝一看,這詩好,字也好。于慎行如實回答。皇帝很欣賞他的誠實,題寫了四個大字“責難陳善”贈他,意在鼓勵這位年輕官員平時多給皇帝指出缺點提出建議。

　　于慎行字“無垢”,一生道德人品,都在追求無垢的境界。這方面,充分體現在他如何處理跟恩師張居正的關系。

　　萬歷初年,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時,皇帝年僅10歲,大小事均由張居正做主。因此,張居正一度成為大明朝最有權力的第一人,他得以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拯救大明于危難中,實現了“中興”。但權力太大,并不是件好事,張居正變得獨斷專行,剛愎自用,也為自己死后遭受清算、差點被開棺鞭尸埋下了禍根。這段大起大落過山車般的歷史,正是典型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之命運悲劇,也是對人性最好的檢驗。

　　于慎行是張居正最欣賞的學生,但他無疑也是“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典型。

　　張居正專橫,引發反彈。御史劉臺彈劾張居正專恣不法,結果被下獄謫戍。朝中官員都害怕張居正之勢,不敢再見劉臺。于慎行不管這些,親自登門看望劉臺。張居正倒不是心胸狹隘之人,這事忍了。

　　但首輔大人忍無可忍的事來了:他的父親去世,按明朝規矩,官員此時必須尊制守喪,所謂“丁憂”,但張居正正在權力巔峰,怎舍得辭職放下一切回江陵老家待上兩年多時間?但如果不辭職回鄉,又有違孝道,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怎么辦?張居正熟悉律令,就指使門生提出“奪情”,即因特殊原因國家強招本應丁憂的人為官。皇帝批準了這份“奪情”的申請,結果舉朝大嘩,不少大臣紛紛上書,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釀成了著名的“奪情事件”。

　　張居正很惱火,以粗暴手段來對待反對的官員,但他發現:自己的得意門生,于慎行,也是強烈反對者之一,張居正怒了。一時下朝的時候,張居正截住于慎行,劈頭就責問:“子吾所厚,亦為此也?”(見《明史于慎行傳》),意思是:你是我的學生,我歷來待你不薄,你為何也要跟著那群人胡鬧來為難我?于慎行從容答道:“正以公最厚故耳。”正是因為您對我好,我才會這樣。

　　沉溺于權力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的張居正,哪里會細細琢磨學生的心里話?暴怒之中,拂袖而去。

　　張居正死后,贈上柱國,謚文忠,在過世前十天,還被加封為“太師”,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職之人。但風云突變,張居正迅速被污名化,張家被抄家,張氏一族,從天堂跌落地獄,時人避之不及,但此時于慎行又挺身而出,冒著觸發皇帝雷霆之怒的風險,為張居正鳴不平,他寫信給平素與張居正有私怨、此次奉命如狼似虎般前往江陵查辦此案的侍郎丘橓,“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請丘橓念及張居正80多歲的母親和尚未成年的幼子,不要過于苛厲,給他們留下活命的機會。

　　在于慎行帶頭的努力下,皇帝讓步了。張居正沒有淪落到死后被鞭尸的慘境,他的家人,也沒有被趕盡殺絕。

　　三

　　在今天,再讀顧璘與張居正、于慎行與張居正的故事,深切感受到:為他人著想,不僅需要善良,更需要智慧和勇氣。

　　中國古代強調“天地君親師”,師生之情,是古人在血緣與婚姻之外最為看重的親密關系,尤其在古代官場,師或生,皆是極其重要的人脈資源。我們能在史書中,讀到師生互相利用甚至狼狽為奸,讀到師生恩斷義絕甚至反目成仇,但也能夠讀到師生肝膽相照、同舟共濟,還能讀到像顧璘對于張居正這般苦心孤詣,讀到于慎行對于張居正這般真心實意。

　　何謂“苦心孤詣”?顧璘不是去打造一個神童的神話,不是去炮制一個“13歲中舉”的傳奇,而是以高度的責任感,來為大明朝培養一個真正的人才。所謂“少年不能順,中年不能閑”,顧璘是一個人生經驗極其豐富的過來人,太了解“傷仲永”的悲劇故事,在開國氣象不再、時局岌岌可危的當下,急需用人。他不愿意看到一個天資過人的棟梁之材,因少年得志而浮躁傲嬌,因得意忘形而放棄磨礪,最后淪落為唐伯虎那樣的風流之輩,空有一身才華,卻最終在勾欄瓦肆、醇酒婦人中消磨一生。

　　顧璘初遇張居正,正是后者冉冉上升、光環耀眼之際,顧璘毅然決定讓他晚三年再中舉,打磨一下他的鋒芒,銷蝕一下他的自得,阻撓一下他的順境。對少年張居正而言,這是彌足珍貴的一課:畢竟,人生多坎坷,一個人,實質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何況在大明朝云譎波詭、兇險重重的官場,如果對人生順境充滿不現實的期待,缺乏千錘百煉、咬牙堅持的心理預期,那會死得很慘。顧璘此舉,還告訴張居正:一個人,不是光有才華就行的,要堅強自律,內省不足,方能披荊斬棘,堅強前行。

　　從常人的理解,顧璘此舉,很可能是吃力不討好,并不一定為當事人理解,甚至誤解:諄諄教導不就行了么?何必取消人家中舉資格呢。但這恰恰是顧璘的苦心孤詣,一個杰出的人生規劃師。好在,張居正畢竟是張居正,他得知實情后,感動不已,許多年后,他身居高位,更能理解顧璘的苦心:“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讓心感公之知,恩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

　　何謂“真心實意”?于慎行堅持在任何場合,都講真話。講真話,特別不容易,甚至會給自己帶來災難。張居正權傾天下時,因為“奪情”一事,于慎行講了真話,無疑讓張居正大為惱怒,以師生之誼逼問于慎行,但于慎行的邏輯是:正因為你是我的恩師,正因為你平素厚待我,所以,我必須要提醒你,此刻輿情洶洶,你若看不清形勢,一意孤行,會讓自己失去民心。遺憾的是,此時的張居正,已經被權力麻醉,不再是站在顧璘面前、一番話后熱淚盈眶的16歲少年了。

　　張居正死后慘遭清算,完全出于皇帝旨意,誰都能看清楚風向,下面執行者,手段愈殘酷,愈能顯示自己忠君,比如荊州江陵地方官,早幾年在張居正回鄉時,長跪迎接,恨不能變成孫子,如今聽說皇上要抄張居正的家,京城抄家的人還沒來,他們就先動手了,把張府老幼婦孺關進黑屋,斷糧斷水,任其自生自滅,等京城的人趕到,打開黑屋,慘不忍睹:已經活活餓死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嬰兒。京城辦案人員更殘酷,張居正長子張敬修不堪嚴刑逼供,咬破手指寫下血書后自殺:“丘侍郎、任巡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丘侍郎就是丘橓,張居正當權時,他不被重用,如今正好找到泄憤機會。相比之下,于慎行的人品,不知比他高了多少。在“奪情”事件中,于慎行因為說真話,也受到張居正打壓,但在墻倒眾人推、不推不正確的時候,于慎行沒有附和,也沒有沉默,而是大聲疾呼,為張居正鳴不平,為張氏族人求寬恕。因為張居正是他的老師,更因為他堅持自己的邏輯:張居正于大明有大功,雖不符他生前眾人吹捧之盛譽,但也沒有他死后你們罵的這么差。這個意思,他在給丘橓的《與邱侍郎書》中寫得非常明確:

　　“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

　　“皆非情實也!”五個字,真是一針見血!

　　老師對學生,最看重的是“成長”；學生對老師,最看重的是“回報”。顧璘作為老師幫助張居正成長,于慎行作為學生對張居正的回報,不同尋常,令人感佩,可貴之處,是無私,他們只為張居正著想,沒有絲毫個人利益。

　　這就是良師。這就是高徒。張居正是幸運的。

　　四

　　張居正也是不幸的:他有一個更重要的學生,明神宗朱翊鈞。這對師生,堪稱失敗的老師、失敗的學生。

　　朱翊鈞登基時只有10歲,生母李太后屬于“虎媽”一類,對他的學習抓得很緊,老師,當然要選最好的,非張居正莫屬了。朱翊鈞對張居正也非常信任,“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老師也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無論是君臣,還是師生,均是難得的佳話,但為何張居正死后,朱翊鈞卻差點把張先生給開棺鞭尸了呢?

　　說來說去,還是師生之誼,在封建皇權之下的變異。作家熊召政在長篇小說《張居正》中曾寫過這么一段:

　　“朱翊鈞長吁一口氣,嘆道,‘張先生鐵面宰相,何等了得,然也——難逃一死。’

　　“張鯨聽出皇上的話中含有幾分幸災樂禍,他揣摩皇上對張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賴又忌憚。敬重的是張居正作為顧命大臣,十年來把個混亂潰敗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條,憎恨的是張居正對他要求太嚴,特別是萬歷六年的那道《罪己詔》,讓他臉面丟盡；依賴的是張居正作為他的師相,十年來不僅事無巨細一一施教于他,而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艱難險阻,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移山心力；忌憚的是張居正獨攬朝綱功高蓋主,如今天下官員,都議論他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夠端居廊廟四海威服,就靠著張居正這位鐵面宰相……盡管張居正嚴守臣道,對他禮敬有加,但他在張居正面前,總是小心謹慎,像一個生怕做錯事情的小媳婦。處理朝政,他對張居正言聽計從,但每簽發一道圣旨,他又悵然若失——皆因張居正的票擬,他不敢擅改一字……如今,這位宵衣旰食不茍言笑的宰揆,眼看就要油干燈滅撒手而去,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幾分幸災樂禍也是情理中事……”

　　張居正死了,朱翊鈞解脫了,再沒人管教他了,他從一個勤奮的學生,變成了一個懶惰的皇帝,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黨爭持續,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而東北,崛起了努爾哈赤。大明朝可謂千瘡百孔,卻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強人來力挽狂瀾了。明神宗死后僅24年,明朝滅亡。

　　自古帝師難為。帝師從來只敢教皇帝如何當皇帝,卻不敢教皇帝如何做人。因為“君權神授”,皇帝從來就被視為道德模范,何需人教?但恰恰悲劇的是,許多皇帝品德都有問題,品德有問題卻君臨天下,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悲劇。像朱翊鈞,品德是大大的有問題,他恨張居正“威權震主”,借清算他來顯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權力的人,對人不對事,他任性到凡是張居正贊同的,他都反對；凡是張居正反對的,他都贊同,張居正苦心推進的改革,全部廢止……所以,這個有明一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實質上自毀長城,幾乎推倒了張居正的一切努力成果,令人扼腕長嘆。

　　朱翊鈞品德差,還在于他身為皇帝,擁有天下,居然還是個貪婪的財迷。比如,他強征礦稅,是他在位期間的一大硬傷,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寫道:朱翊鈞為什么要抄張居正的家,是聽了誣告“金寶萬計,盡入張府”,“這兩句,注定張宅抄家的命運。明朝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條:(一)謀反,(二)叛逆,及(三)奸黨。居正的罪狀屬于哪一條呢?不管他,查抄底詔令下來了。許國說:‘無令后世議今日輕人而重貨’；這才是一針見血之言。”

　　事后,朱翊鈞很郁悶:抄了張家,并沒有抄出多少財寶……

　　輕人而重貨——張居正培養了這么一個皇帝學生,確實失敗。但這能怪張居正嗎?著名學者韋慶遠著在《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一書中揭示:張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權力,但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無所制約,勢必要引來皇權的反噬,釀成悲劇,張居正死后的凄慘正好詮釋了此點。

　　五

　　歷史最終為張居正正名,明神宗朱翊鈞死后兩年,朝廷給張居正恢復了名譽。《明史》盛贊他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梁啟超更評價他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于歷史有大貢獻,但正如《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書中所言:他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但他同時也存在“失誤、失律和失德”。他的光芒,掩蓋了“失誤、失律和失德”,他聽不進于慎行真心實意的勸誡,也沒有顧璘式苦心孤詣的點撥。遺憾的是,只有一個顧璘,只有一個于慎行。

　　自古至今,良師難得,高徒難得。（關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