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告訴老人如何填寫遺囑預約表。

　　北京很多老人選擇將一生最重大的秘密留在這間不足60平方米的小屋里。

　　這里有老人從沒對子女說過的一生中最溫柔的話語，這里也留下過各種絕望的表情。

　　近兩個月來，藏在北京西交民巷深處的中國首個公益遺囑庫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前，有約7500名老人排隊立遺囑，有老人天沒亮就揣著房本趕來排隊。預約立遺囑的人數排到了明年12月。

　　遺囑，在這里不再是忌諱的事，和“婚喪嫁娶”一樣成了老人爭相置辦的項目。

　　10米外，人只看得清“北京第一登記中心”幾個大字，“中華遺囑庫”這5個字小到需要湊到門牌跟前才能看得清。

　　2013年成立第一登記中心的第一個月，這5個字還是用的小篆，按該公益項目推動者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的說法，“來辦事的人才看的懂，怕左鄰右舍有意見。”

　　走進這間小屋迎面而來的是一間貼著“精神評估便民通道”幾個大字的狹小房間，曾有老人在聽到“精神評估”4個字后，以為自己被當成精神病，一度抗拒這里。

　　陳凱說，遺囑庫做的是一件連“給老人剪頭發”這樣的小事都有人管的情況下，長期被社會忽視的事，“你能想象大多數西方人在30多歲時就立好遺囑了嗎”。

　　目前，中華遺囑庫已經在北京、天津、廣東、江蘇、廣西、上海、重慶等7個地區建立了遺囑登記中心。截至2017年年底，中華遺囑庫已為老人提供了10萬余次的免費遺囑咨詢服務，登記保管了約8.2萬份遺囑。

　　最忙的一天，遺囑預約量有140人，工作人員忙到只能輪流去扒口午飯。從核驗身份、遺囑咨詢、遺囑抄寫、精神評估到登記、錄像等一套完整的程序下來至少需要2小時，一天最多只能為25到30名60歲及以上老人辦理遺囑登記業務，年齡是這一數字波動的根源。

　　一個在27個國家申請了專利的先生，也想把這份發明專利留給下一代，這是智慧的傳承。

　　還有人為了應對北京的限號政策，把車子寫進遺囑，要在以前，這種用幾年就報廢的東西，絕不會有人寫進遺囑。

　　“高端俱樂部里認識的人也很高端”，一位事業有成的中年男子，欲將價值百萬的高爾夫球球會俱樂部的會籍寫入遺囑里，讓他的下一代有望躋身上流社會。

　　而支付寶、淘寶賬號、游戲賬號等數字遺產的繼承在現實中也將成為可能。

　　有老人被醫護推著病床躺著來到遺囑庫

　　老人王旭(化名)剛從一位家屬手里奪回房本沒多久，就硬生生地被另一位家屬從加護病房，推著病床躺著，來到了第一登記中心。陪同的醫護人員一進門就催促工作人員，老人只能在外待4小時，要抓緊為他辦理。

　　“您多大了，想怎么分財產啊？”工作人員俯下身試探性地詢問，而老人從始至終都在重復同一句話，“房本不能讓他拿走。”

　　此舉旨在初步評估老人的精神狀態，結果是這位老人并不具備進入下一環節的資格。處于無意識狀態的老人，并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也就喪失了自書遺囑的資格。這是2015年，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一登記中心主任尹艷賀遇到的第一個突發狀況，那次讓她傻眼的經歷過后，“早立遺囑”成了工作人員雷打不動每天呼吁的事。

　　中華遺囑庫已引入人臉識別功能。

　　中華遺囑庫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2017年間，因健康問題導致無法訂立遺囑的比例高達64.05%。實戰經驗也告訴他們，“年齡”是老人遺囑辦理過程中最大的殺手，高齡老人在遺囑訂立的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敗下陣來。

　　如今遺囑庫采用的是“半打印式”的自書遺囑，基本信息和通用條款打印，而關于遺囑中遺產內容分配這一最重要的部分則需老人手寫。事實上，這一200字上下的手寫部分是不少老人的“攔路虎”。

　　一個月前，91歲的盧旺達(化名)老人瞞著子女，來第一登記中心修改遺囑。這位老人最初的分配方案是將位于北京市西城區一套幾十平方米的房子平均分配給大兒子和二女兒。如今看到大兒子撫養小孫子有些吃力，便想將房子全歸大兒子所有。

　　很順利地走完前兩個環節后老人被卡在了遺囑抄寫環節。尹艷賀記得，這名老人手抖得厲害，抄到第三行，字就開始打結了，只能再抄一遍，還是不行，不到200字的內容從早上一直抄到下午，字跡依然沒能過關。最后，工作人員很無奈，“大爺，實在不行，只能幫您把之前的遺囑撤了啊。”

　　更“不幸”的是北京一位88歲的老母親，2014年第一次立完遺囑后這位母親病情加重，到了3年后再想修改遺囑時，書寫能力幾近喪失，只能作罷。

　　身體好的老人20分鐘就能抄完的內容，身體不好的老人需要寫三四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

　　險情的出現也常常讓他們感到猝不及防。2016年，一位85歲的老人著實把工作人員嚇得不輕。老人進門時還是笑盈盈的，寫遺囑寫著寫著突然犯了低血糖，頓時臉色煞白、直冒冷汗，工作人員趕緊給老人買來糖和食物，后來得知老人心臟竟放了3個支架，還沒有家屬陪同，硬是勸了好長一會兒，才把老人勸回家。

　　還有老人在醫護人員和子女陪同下坐輪椅推著來的，擔架抬著來的，更有甚者被推著病床躺著來的。遇到這種情況尹艷賀就忍不住反問，“您家老人這樣，還怎么做遺囑啊？”

　　就在不久前的8月，有家屬和醫護7人推著輪椅上的老人，風風火火進了遺囑庫大門，焦急的家屬隨手將藥袋子往咨詢臺一甩，“我家老人要做遺囑”，輪椅上老人表情麻木，一問三不知，聽說讀寫能力都不達標。

　　“現在才來立遺囑，早干嗎了？”尹艷賀無奈。

　　尹艷賀告訴記者，遺囑庫一直提倡的是老人可以不受任何人脅迫，獨立來遺囑庫，在遺囑中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意愿，而老人年紀越大，實現這一初衷的難度也越大。

　　防兒媳防女婿條款可能成為婚姻的炸藥包

　　9月11日，身著紅色碎花襯衫，黑色棉質運動褲的61歲賈姓老人來到遺囑庫，將北京朝陽區某處4樓的一房產寫進了她的遺囑，并指定只歸他身患糖尿病的兒子一人所有，不作為兒子的夫妻共有財產。“媳婦對您兒子好嗎”“好啊，但和我分著過呢，現在的女強人哪能和婆婆過到一塊去。”

　　這位兒媳甚至試探性地問，“要不您這遺囑也寫上我的名字得了”。老人則不以為然，“現在的媳婦，你一給她，一甩臉就給你轟出去了，不敢寫。”這位老人的選擇并非個案。

　　在防兒媳和防女婿這一點上老人們表現得十分默契。中華遺囑庫2013~2017年間近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比例達到99.93%。

　　北京市精誠公證處主任李宗勇回憶，以往子女結婚，父母的遺產并不會指定留給某一方，默認兒子或女兒夫妻倆共有，而現在留給自家孩子個人所有居多。

　　公開數據顯示，2002年起我國的離婚率一路走高，同一時期，婚姻法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2010年后，老人在遺囑中表示，財產留給自家孩子的情況變得十分普遍。

　　“十對里，三對已離婚，還有半對在路上，有些城市的離婚率甚至超過了50%”，李宗勇說，面對居高不下的離婚率，父母對子女的婚姻會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接觸遺囑公證20多年的公證員李辰陽毫不諱言，防兒媳防女婿條款是家庭和諧的炸藥包，拆散中年夫妻的離間計。

　　試想老人去世后，兒媳或女婿看到遺囑上，財產只留給兒子或女兒會怎么樣？李辰陽問。

　　這并非聳人聽聞。當場開啟遺囑宣讀后，這位上海市普陀公證處的公證員觀察到，有的夫妻倆有說有笑地來，妻子看到遺囑后當場陰下臉的；有的夫妻倆牽著手來公證處，最后一方撂下一句話自顧自先走的；還有男士在拿到父母的遺囑后瞪大眼睛對李辰陽說：“唉呦，我爸媽這樣寫，這個遺囑我絕對不能拿回去，我們夫妻感情會駕崩的。”為此，實戰經驗告訴他遺囑中類似條款絕不應該被提倡。

　　有時碰上猶豫不決的老人，李辰陽會多問上一句，“為什么要加這條呢，您兒媳對您不挺好的嗎”，老人無奈地告訴他，“我就怕他們離婚。”“你寫了人家才會離婚呢。”李辰陽苦笑。

　　尹艷賀則認為，按照邏輯這一條規定只在夫妻倆離婚后才真正有效。和結婚后夫妻倆獲得的財產不同，遺產是父母留給子女的財產，誰都不希望夫妻雙方婚姻關系破裂后，對方帶走一半。我國于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但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除外。

　　有趣的是，一位兒子在得知母親寫的遺囑里沒有妻子后和妻子開起了玩笑，“你看，我媽給我寫了份遺囑沒給你”。這名妻子氣得瞋目，“我都給你生了孩子了啊。”最后婆婆架不住夫妻倆鬧騰，兩天后急匆匆地找到尹艷賀，“閨女我要撤遺囑。”

　　花五萬元能多活半天你救還是不救

　　在遺囑庫，一張張幸福留言卡和遺囑捆綁在一起，兩張紙溫差很大。一個字句冰冷、生硬，另一個溫暖和煦，自帶情感。留言卡里有對子孫的叮囑、祝福，也有自己未竟的心愿。“更多的是愛而不是約束力。”尹艷賀說。

　　多位父親和母親想要淡化遺囑有關“錢”的屬性，在留言卡里給子孫們留下忠告：“有好的身體什么都有，沒有好的身體，什么都沒有，切記，切記。”“一生不要為金錢奔波，要為喜愛的生活”。“擁有一些財產的物質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媽媽最希望看到你一生快樂”。

　　“媽媽給你買了3份保險，在平安保險公司的夕陽紅保險，在你60周歲以后可以領取，還買了新華保險公司的重大疾病保險，到70歲時如果沒患重大疾病，可退還1萬多元人民幣……”這些字里行間透露出這位家住石景山區京漢旭城的媽媽的憂心。

　　而留言卡中出現頻率最高的3個詞分別是“幸福，快樂，健康”，寄予了老人們對子孫后代最簡單淳樸的“厚望”。

　　留言卡里壓軸的那句話常常和死亡有關。有老人在那句話里要求去世后，請子女務必將他的骨灰撒入海河為他送行，唯有如此他才能快樂地游向另一個世界。還有老人表達了相似的意愿，“喪事從簡，古入東海，來的清，走的靜”。北京市大興區的一位母親追求綠色環保的落葬方式，“媽媽走后，后事一切從簡，不買墓地，將我的骨灰采取水葬或樹葬等方式，一切鋪張浪費的方式都是我不贊成的。”

　　這些卡片里最特殊的一張是妻子寫給前夫的，妻子悔不當初，話里話外埋怨自己親手將丈夫送去舞廳，遇見了讓人痛恨的小三，不過最后她還是選擇了諒解，或許這位老人想表達的實在太多，以至于字與字之間挨得十分緊湊。還有老人洋洋灑灑寫了兩頁紙，力勸自己“心高氣傲”的女兒學會尊重自己的丈夫，包容自己的孩子。還有不止一位老人將對子女的愛意和祝福匯成了動情的詩句。

　　工作人員正在為老人解答遺囑事宜。

　　有的留言里前面的句子還是溫情脈脈，而提到房子時語氣突然變得強硬起來。“我和你們的爸爸奮斗一生，才有了這個房產，為了保住該房產，不允許你們售賣”。

　　9月27日中午，尹艷賀接到了一位老人的來電，老人希望通過遺囑了卻自己的3個心愿：把所有財產給愛人；臨終前若是得了重癥，不搶救不插管，有尊嚴地離開人世；進行遺體捐獻。

　　“家屬拿到遺囑時老人至少去世半個月了，有關生前預囑的和遺體捐獻的內容我們都無法辦到。”每次碰到這樣的老人尹艷賀總覺得很遺憾，因為越來越多踏進遺囑庫的老年人想要把“不留骨灰，不留墓，不過度搶救，捐贈遺體，不做任何悼念儀式”這樣的生死大事寫進遺囑，而老人得到的答復通常都是否定的，“對不起，這您不能寫。”

　　“這在現實中太難辦到了”，這位工作人員的小姨曾因下蹲起立這樣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作導致腦出血，醫生當著家屬的面問，5萬元做個手術病人可以多活半天，你們救還是不救？毫無疑問的是，這位母親死前還是痛苦地挨了這一刀，見了從外地匆匆趕來的女兒最后一面。

　　“其實就是讓子女在現實和道德上作選擇，父母病了你不救，別人怎么想？”這位工作人員說。

　　遺囑中有關身后事的安排，最特別的是上海的一位失獨媽媽，她希望在死后遺體不火化，全尸出境，和遠在澳大利亞落葬的女兒合葬在一起。而此前只有外籍人士和港澳臺人士才能遺體出境，為此李辰陽和同事們跑了多個部門協調此事，幸運的是，今年4月，上海市民政局出臺了《上海市遺體運輸管理辦法》，才了了這位失獨媽媽的心愿。

　　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幾乎是老年人口的一半。這是2017年國務院公布的《“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數據。

　　“中國大城市的養老難題中，老人通過遺囑的方式讓一些關愛老人的人得到一種善待，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李辰陽說，在超老齡化城市上海，失獨、獨居、空巢老人的遺囑里遺產通常有兩個流向，一些給了非近親屬如居家養老護工，以保證自己養老，另外一些則用來履行社會責任、踐行公益。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窮了一輩子”的上海失獨老人，這位老人生前不舍得開空調，家里沒有一件現代化的家具，鎖壞了也不舍得換，常穿的是一件洗得僵了的大衣，令李辰陽想不到的是，就是這樣一位“破破爛爛”的老人，臨終前將他的全部財產：一套房和500萬元現金捐給了中國貧困家庭的先心病患兒。“這位老人是想通過這些兒童，得到一種生命的延續啊”。

　　甜言蜜語和惡語相向間其實就差了份遺囑

　　對付不孝子女有時也就一個遺囑的事。“既然打不過他，那就讓他空歡喜一場吧。”曾有一名80多歲的老人指著身上的刀疤，怒氣沖沖地找到李辰陽，讓他務必想盡一切辦法，人為設置4層障礙，讓自己的財產躲過女兒。理由是在自己得了腸癌需要開刀住院的情況下，女兒拒絕陪護。

　　子女在繼承人中占了絕對數量，遺囑庫提供的另一數據顯示，2013~2017年里老人修改遺囑的數量從2014年的30份增加到2017年的189份，其中70%以上為分配意愿變化。多位第一登記中心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子女對待老人態度的變化，直接導致了遺囑分配方案的變化，且改了又改的比例并不低。

　　楊雪琴(化名)怎么也想不到兒子得知自己在遺囑中將財產給了他后，沒幾日就變了臉，不僅來看她的次數越來越少，還常常惡言相向，甚至找了小混混來家里鬧。這位母親一氣之下決定將全部遺產捐給小動物保護協會，沒想到兒子知道后突然變“孝順”了。“身份轉換如此之快，著實令人驚嘆。”第一登記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

　　李辰陽覺得，很多時候，甜言蜜語和惡語相向間其實就差了份遺囑，子女對待父母的心口不一、虛與委蛇，才讓遺囑變相成了老人的法律武器。

　　他回憶上世紀90年代的遺囑中財產分配更多考慮的是傳宗接代的問題，這種情況下把遺產留給兒子的比比皆是，但現在不同，孝順和家庭困難的子女最獲遺囑青睞。

　　比如，一位家住北京市豐臺區的古稀老人，將名下全部財產的60%給了照顧她起居的二兒子，大兒子只拿到了40%。還有老人既想一碗水端平又要保障經濟拮據一方子女的生活，在遺囑中要求一方需支付另一方50萬元人民幣，才能繼承他的房子。

　　“老人們都本能地偏向弱者和孝順的孩子。”尹艷賀說。

　　“性別在這里越來越不重要了。”李宗勇也有同樣的感受，他發現近年來經他公證的遺囑中90%的父母將遺囑中最重要的部分——房產分給了所有子女，并不會特意區分給兒子還是女兒，避免家庭糾紛和簡化繼承手續是父母們訂立遺囑的最主要原因。

　　而同樣是啃老，遺囑中卻體現了不同的打算。

　　2006年揮霍變賣完父親楊云林(化名)家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等物件后，楊喬新(化名)打上了二環邊這套57.7平方米房子的主意。從那一天起，楊云林便將房產證拴在腰上日夜守護了12年，期間與兒子有過多次過招經歷，且數次被掄倒在地。

　　“我宣布，我的財產絕對不能由我的長子(楊喬新)繼承，他太壞了！”2013年，67歲的楊云林在遺囑中鄭重寫道。

　　這一次兒子悄悄將房子換了鎖，租了出去，徹底惹怒了楊云林，他納悶，“沒有房產證，中介都能把我的房子租出去，你說神不神？”于是他決定在遺囑中增加對不孝子女的處理內容，加以約束大兒子的“啃老”行為。

　　害怕孩子日后把家底啃穿的還有廣州的一對中年夫妻，7月的一天，他們來到廣州市的一家公證處，想要立一份遺囑，未雨綢繆。這份遺囑想要體現的大致內容是：不直接把房子過戶到兒子名下，但房子日后出租等產生的收益，歸孩子所有。這意味著，孩子沒法變賣這處房產，但日后能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這是廣州市南方公證處鄧國雋公證員遇到的事。

　　30歲上下的年輕人正以每年30%的增速走進公證處

　　入行17年來鄧國雋感受到的最大變化是來公證處立遺囑的人越來越多。而2001~2005年間，他一年下來辦的遺囑只有十幾件。

　　鄧國雋表示，遺囑內容的變化體現的是立遺囑人價值觀的變化，法律的變化。

　　2005年10月27日修訂后的公司法新增條款第75條對股權繼承作出明確規定，股東資格開始在法律中出現并允許被繼承，越來越多的人將“公司股權”這一內容寫進了遺囑里。這一時期銀行存款、證券基金、理財合同等也變得常見起來。

　　遺產的種類開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了，有的人決定將自己的金銀首飾、名包、古玩字畫、集郵冊、藏書這一類有收藏價值和增值空間的物件寫進遺囑，世代相傳。李宗勇說這類內容在遺囑中通常只會以“名下全部財產”一筆帶過，十分簡單。

　　而有關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財產權利的繼承，公證處則需根據財產權利的具體情況、期限等來制作精細的遺留財產清單，“私人定制”。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30歲上下的年輕人正以每年30%的增速走進公證處。”李宗勇說。

　　這些80后、90后也將支付寶、淘寶賬號、微信錢包這一類虛擬遺產帶入公證員的視野。201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民法總則，正式將虛擬財產作為一個財產類型寫進了法律，虛擬財產能被繼承的屬性正式被確定下來。

　　高生活節奏，高工作強度且常常出差的公司白領是年輕人中立遺囑最多的一批人。李宗勇說，居安思危是他們立遺囑的重要原因。比如一周坐6次飛機的金融男，一名二十幾歲的外企員工，目睹了同事出差中意外猝死，家人為爭奪遺產打成一團的狗血劇情后，不想重蹈覆轍的他趕緊立了份遺囑。

登記中心外景。

　　來找陳凱的最年輕的一位女孩才18歲，即將前往英國留學的她選擇在生日當天立遺囑，將母親打拼一輩子留給她的房子、股票等遺產再留給母親。

　　年輕人也越來越懂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中華遺囑庫一名二十幾歲的工作人員即將在這個10月拿到她的遺囑證。她在遺囑里將她名下的房產和銀行卡、理財合同悉數留給了自己的父母，這位工作人員還給自己買了大病險、防癌險、理財險三份保險，受益人也是自己的父母。這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現在人際關系這么不穩定，給父母才是最保險的做法。”

　　還有年輕人選擇在網絡空間中以被網友圍觀的方式寫下自己的“遺囑”。

　　“如果我得了絕癥，別化療，給我一針安樂死，讓我早來早走，最好不要火葬，我怕疼，土葬最好，記得把我埋深一點，把我的手機充好電給我做陪葬，最后，不要葬禮，我怕吵，唯一的遺憾是沒好好學英語，去了那邊沒法跟偶像喬布斯聊天了。”引得網友們紛紛猜測這人該是一位低頭族和蘋果粉吧。

　　還有年輕人請求家人死后以“漫畫或速寫”代替自己的遺像，不要給他穿壽衣，“我喜歡裸睡，這樣更干凈些”。

　　讓人感動的是一位無房無車的年輕丈夫，他將印刷精美的一套老電影海報合集、《50年代婚姻法》，以及生前在手中暖過，經過自己無數遍擦拭和凝視的小擺設和小禮品留給了愛人，希望對方在沒有自己的日子里也能看著這些打法時光。

　　還有人在豆瓣寫下了他作為窮人的“分贓”，這位年輕人決定將自己的眼角膜、腎臟捐給18歲以下，家庭月收入1500元以下自強不息的小孩，電腦掃描儀留給妹妹，而信件、日記、速寫本和生前印刷作品，燒給自己。“我電腦里的照片請刻盤和銀行錢包一并捎給我父母，并告訴他們我愛他們”。最后他在左下角備注“以上限在滬期間生效”。

　　事實上，和上述情緒化的表達不同的是，現實中寫進遺囑的內容需字斟句酌，任何字詞的差錯或不當使用，都可能導致立遺囑人的意愿無法實現，“法言法語從來都是嚴肅冷靜，不帶任何情感的。”李辰陽說，讓人感動的是遺囑背后故事，而不是這份遺囑本身。

　　更多的時候遺囑并非圣旨，只是立遺囑人的一個意愿，按李宗勇的說法有些情況下即便是訂立了遺囑，將來也并非一定會按遺囑執行。原因在于立遺囑人立遺囑時遺囑并未生效，死后才生效。現實中存在許多限定性因素，如立遺囑后到遺囑生效前這段時間里法律政策發生變化，當時立的這份遺囑很可能是部分有效，部分無效。“因為你的遺囑只符合以前的法律，不符合現在的。”他說。

　　但遺囑在我們的社會中到底處在一個什么位置呢？陳凱覺得，絕大多數人并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不立遺囑子女人人有份兒，干嘛非要立遺囑呢？“最根本的點是，財產是父母自己的，父母說了算，子女就不要去惦記了吧。”

　　一天，一位有3套房的老太太來到第一登記中心，將一套房寫給了老二，一套寫給老三，但是最后一套房子給誰呢，她猶豫了。因為大兒子竟為了房子所在的學區和朝向，在大年初一，把自己給打骨折了。

　　“人性經不起考驗，這已經嚴重影響到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了。”陳凱說，“遺囑這不是一個小的需求，政府應該重視提供這種公共服務。”（陳卓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