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者與APP平臺捆綁 維權卻遭遇勞動關系難題

　　網約工，誰是你的真“東家”？

　　如今網約工愈來愈多，很多人卻“傻傻辨不清”誰才是自己真正的“東家”。APP平臺運營商、平臺關聯公司、勞務派遣公司、勞務外包公司、商業合作公司……“互聯網+”時代O2O商業模式席卷而來，新型用工模式如雨后春筍，平臺從業者名義上與APP平臺捆綁，可出現糾紛需維權時，卻可能遭遇勞動關系難題。

　　本報記者從海淀法院了解到，此類案件數量逐年上升，2015年該院僅審理了11件；2016年同比增長245%；2017年受理22件；2018年一季度受理數量則已超過去年同期。令人較為意外的是，同為互聯網平臺用工，部分平臺與從業者的勞動關系受到法律承認，部分則不然，判決結果迥然不同。

　　案件1

　　主張平臺是“東家” 上門廚師勝訴

　　在線預約廚師上門烹飪很便利，“好廚師”APP廚師張某卻遇到煩心事，作為平臺經營方的這家信息技術公司不承認跟他之間存在勞動關系。

　　張某經面試、“試菜”后，憑身份證、健康證入職該信息技術公司，雙方約定底薪加提成、工資發放周期等，該公司有考勤紀律、獎懲制度，經培訓后按照排班表，穿著有“好廚師”標志的廚師服，攜帶“好廚師”工具箱，到客戶處提供烹飪服務，并需完成公司要求的宣傳及辦理會員卡的任務。但在公司與其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卻明確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辛苦工作卻找不到“東家”，張某一紙訴狀告到了法院。

　　法院認為，該信息技術公司要求張某在固定地點報到，對其進行考勤、培訓、指派、獎懲等，除廚師工作外還要求其進行宣傳，按月發放較固定的報酬，張某在該公司安排的工作地點，代表公司從事公司安排的有酬勞動；雙方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主體資格；該公司經營廚師類業務平臺，張某提供廚師技能；雙方具有較強從屬關系，并符合勞動關系的特點。最終，法院判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案件2

　　只提供交易場所 平臺不是“東家”

　　“美美噠”APP由一家生活服務公司運營，該平臺可線上預約美甲師提供上門美甲服務。馮某加入平臺擔任美甲師，離開平臺時，雙方就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發生爭議。后馮某不服仲裁，遂訴至法院。

　　法院認為，雙方所簽《信息服務協議》中，約定馮某通過該平臺獲得服務信息，接受業務信息的“安排”，但馮某可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地點，不需要坐班，無專門、固定辦公場所，故無法確定馮某受該公司的勞動管理。其次，雙方均認可有兩種付費方式，一是客戶線上支付，由公司扣除信息服務費后結算，另一種是客戶直接支付，所以馮某并非從事公司安排的有酬勞動。再次，該公司主要是提供信息，并不經營美甲業務，馮某提供美甲服務并非該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最終，法院判決雙方不構成勞動關系。

　　海淀法院周元卿、龔莉婷法官認為，“互聯網+”企業依托平臺搭建信息的集散地，與從業者簽訂服務協議，從業者根據需求信息提供線上的便民服務項目，如在線約車、在線訂餐、在線購物等。這種模式類似于傳統行業中商場與入駐品牌商家之間的合作關系，互聯網平臺為從業者與客戶提供一個交易場所，從中收取服務費，雙方之間并不成立勞動關系。

　　案件3

　　只知平臺不識公司 從業者證據不足敗訴

　　毛先生通過手機注冊“易到用車”，通過手機軟件平臺的派單接活，開車送乘客到指定地點，以銀行轉賬方式按月領工資。雙方發生糾紛后，易到旅行社公司不服仲裁裁決，起訴認為與毛先生不存在勞動關系。

　　法院發現，圍繞雙方爭議事實涉及多家單位主體：易到旅行社公司、東方車云公司、唯道智行公司、智行唯道公司。依據工商登記資料顯示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重合信息、出資信息及現有查明事實，法院認定上述公司已構成勞動法意義上的關聯公司。

　　雖然毛先生主張自己與易到旅行社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法院認為他僅提供了車輛收取押金，而沒能證明他遵守了該公司各項規章制度，也無法證明他接受了該公司的勞動管理、從事了該公司安排的有酬勞動。另據平臺客戶端及網絡查詢顯示內容，東方車云公司是“易到用車”平臺運營方，這并非隱性事實，此項公開信息可被社會公眾知曉。最終，法院認定毛先生與易到旅行社公司間不存在勞動關系。

　　很多APP平臺在設計之初，設立多家關聯企業，并引入平臺關聯公司或勞務派遣公司，外包勞務。像毛先生一樣只知平臺不識公司的從業者也越來越多。就此周元卿、龔莉婷法官提醒大家，平臺經營者通過設立關聯企業或勞務派遣的方式用工，將勞動合同訂立主體、工資支付主體、技術平臺開發主體分散，這是現行互聯網企業在用工形式中較突出的特點之一。由于平臺背后的經營模式復雜多變，新型從業者應擦亮眼睛，保存好證據，避免陷入投訴無門的尷尬境地。

　　法官釋法

　　調查取證繁雜 涉APP平臺案審理周期長

　　海淀法院近三年受理的互聯網APP平臺勞動爭議案，很少涉及高新技術行業或傳統制造行業，而集中出現在快遞、餐飲、網約車等勞動力密集型服務行業。從該院2015年以來審案情況看，涉互聯網APP平臺案件的實際審理周期普遍較長。

　　李婧怡、李正法官分析，審理周期長的原因：

　　一是因為此類案件調查取證繁雜，而大多數平臺從業者舉證能力較弱，僅持銀行對賬單，無法獲取交易對手方信息。

　　二是訴訟之初，平臺從業者不知APP平臺和公司全稱，大多借助工商查詢系統，以平臺關鍵詞檢索結果確定訴訟對象。涉訴平臺常有將派單安排、接單處理、報酬支付、投訴處理分散至不同主體的現象，這需追加主體來查明法律關系；而追加的部分平臺運營方以各種理由拒絕到庭，查明事實難度增加。

　　據統計，海淀法院2015年以來涉“互聯網”平臺糾紛案件的判決結案率約47.3%，撤訴結案率約49.1%，調解結案率約1.8%，另有約1.8%的案件以其他裁定的方式結案。

　　實際建立勞動關系 就可要求相應權益保障

　　李婧怡、李正法官說，傳統裁判理念在認定勞動關系時，主要參照《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列明的標準。該規定在主體資格條件之外，以用人單位與個人之間的人事管理、報酬支付和業務范疇來界定勞動關系。

　　但在“共享經濟”模式下，這一標準卻面臨諸多不適。從業者雖需遵守平臺的服務準則，但無需坐班，無固定辦公場所，享有很大自由度；同時，從業者能從互聯網APP平臺結算服務報酬，也可以從客戶處收取報酬，還有從業者從客戶獲酬后，平臺以提成、扣除預收押金、收取信息費等方式獲得分成，而服務報酬標準的制定者也不固定；另外，很多APP平臺從事應用軟件的開發運營和服務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經營實體業務。因此，這類用工模式較傳統行業存在較大差異。

　　在“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初期，一些平臺直接聘用從業者作為線下服務人員，由平臺運營公司與從業者直接簽勞動合同，或直接管理從業者。

　　如早期的OFO平臺、“小易到家”平臺，平臺運營公司均與從業者簽勞動合同，雙方權利義務很明確。之后平臺運營模式更多樣化，用工關系的形式也五花八門。如個別提供互聯網+社區便利類的平臺，平臺運營公司與勞動者不簽任何合同，但勞動者工資由平臺經營公司按月轉賬支付，并由運營公司管理。有平臺如閃送平臺只要求從業者提交材料進行驗證并注冊，后期搶單提供服務。

　　不論上述何種形式，周元卿、龔莉婷法官認為，如果從業者與平臺運營公司之間實際建立了勞動關系，就可要求相應的權益保障，一般而言應由平臺經營者承擔法律責任。而若認定雙方存在勞務關系，則依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及“誰受益、誰擔責”的基本法理，應由平臺經營者對外承擔賠償責任；從業者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人損害，應與平臺經營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平臺經營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從業者追償。本報記者 林靖

【糾錯】

責任編輯：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