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規模會下降得驚人。該現象值得警醒，因為，城市的發展也需要熟練工人和服務人員。
盡管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數量第一的國家，但是我們對于“勞動力數量”的焦慮從未停止過。前些年每到新舊年份交替就鬧“民工荒”，如今變成了“人才荒”。去年以來，西安、武漢、南京、杭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還紛紛掀起了“搶人大戰”。
城市要發展，需要人才的聚集。各地政府對人才的重視本是好事，但突然這么多城市爭奪，我們不禁要問，“人才危機”真的來臨了嗎？
人口流入對城市發展愈加重要
其實，這可以從人才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來分析，我們將重點從人口供給角度來進行討論。
很多人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歸功于“人口紅利”——如果沒有政府逐步放開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人口紅利很難釋放出來。而今，隨著人口形勢的變化，我國人口紅利期趨于尾聲，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下降，人口遷移流動對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各地政府對外來人口的態度出現了反轉。
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的遷移和流動超越了生育和死亡因素，將主導各地未來人口全局。一個城市長期發展潛力依賴于它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
以杭州、成都和西安為例，這三座城市人口凈流入率分別為19.8%、12.1%和6.2%。其中，位于東部地區的杭州對外來人口吸引力最大，西部地區的成都和西安相對而言較小。成都和西安外來人口量級和占比相對較小，高學歷人口儲備無法與北上廣深比擬，但過去幾年卻在“悶聲”招攬人才：2010-2015年間流入到成都和西安的外來人口中，約60%具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明顯高于流入到杭州的外來人口的教育程度(僅38%為大專及以上)。
形成對比的是，在外來人口占比超過1/3的廣州和上海，本身聚集了大量高學歷人才，流入人口則以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為主，其中大專及以上比例卻較低，僅占35%和43%。
城市發展也離不了普通勞動力
由于過去出生人口規模的劇烈變動導致當前不同代際人口結構快速變化，我國在不久的將來將面臨青年勞動力銳減。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歷年出生人口數量出現長期持續下降的現象，這導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自2012年來連續下降。近幾年青年勞動力規模也略有下降，但變化幅度并不大，2015-2020年間我國24-35歲青年勞動力規模將保持在2.6億-2.7億人之間。
教育的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青年勞動力規模的快速下降。2015年青年勞動力僅1/4的人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2020年該比例預計將提高近10個百分點，2015-2020年間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規模將相應增加約2000萬。教育的發展和勞動力人口素質的提升會繼續發展，盡管到2025年青年勞動力規模將大幅下降，但可以預計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規模變化幅度將不會出現大幅下降。
實際上，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規模會下降得驚人。2015-2020年間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青年人口會下降約13%，2020-2025年間預計會下降40%以上。該現象值得警醒，城市的發展不僅僅需要“高端”人才，熟練工人和服務人員也同樣重要。
城市爭奪人才是基于“需求側”變動
從去年到今年，青年勞動力人口數量和教育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化，當前這波“搶人運動”并非由“供給側”的人口驅動，當前的“人才危機”尚不足以由“人口危機”來解釋，真正的“供給側”危機將發生在2020-2025年。
這波爭奪人才的大戰，更多是基于“需求側”的劇烈變動，由當地政府主導，這與最近兩年各地產業結構調整有密切關聯。近幾年各地在強調知識經濟，爭相發展高新技術，對于技術人才的需求陡增。
除人口這一基本因素影響青年勞動力的供給外，我國的經濟、社會領域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發生，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也值得重視，例如生育政策放開影響了女性勞動參與，高鐵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就業和居住選擇。總之，種種挑戰和機遇正在考驗著地方政府和青年人。(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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