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中，“孩子”是聊不完的話題。即將過去的2017年，一些有關孩子的熱點事件，一經曝出，都產生了強烈的輿論共振。
無論是對托幼機構亂象的聲討，還是關于幼兒園安全的憂慮，亦或是小學生“三點半”放學的問題，2017年，中國家長似乎一直都在關注著一個焦點話題：孩子交給誰才放心？
資料圖：北京某幼兒園門口，家長接孩子放學。中新網記者 湯琪 攝
托幼機構的亂象
——魚龍混雜，如何監管？
如今，由于育兒觀念的差異等因素，越來越多的年輕家長不再完全依賴上一輩，開始親力親為照顧自己的孩子。然而，正處在事業奮斗期的他們，又無法全天24小時陪伴在孩子身邊，市場需要的出現，讓“親子園”“小飯桌”等各類托幼機構應運而生。
今年11月，上海一家“親子園”虐童事件暴露了當前0-3歲托幼市場的亂象。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在一些招聘網站上，很多招幼師的公司并沒有在招聘信息中要求應聘者需具有教師資格證，甚至有公司還要求幼教老師“協助銷售部完成每月銷售目標”。
“我第一時間把這件事編輯、推送出去了”，來自陜西的媒體人、90后青年吳娜對中新網記者回憶稱，當她得知上海某親子園教師虐童后，她站好了自己的崗，迅速向她所在媒體的受眾發布了這則消息。
吳娜大學畢業后回到陜西老家，在一家新聞機構做編輯。同時，她也是一名尚未滿一周歲寶寶的媽媽，作為母親的敏感告訴她，這件事是“熱點中的熱點”。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蔡迎旗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民辦托幼機構所屬的主體投資方，還是要抱有一種鼓勵的態度，作為企業來說，它愿意投資興辦親子園，愿意解決職工子女的入托問題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蔡迎旗坦言，目前0-3歲托幼機構的管理確實相對混亂，她解釋稱，0-3歲的嬰幼兒還處于保育階段，存在教育部門、衛生部門、婦聯、社區和家庭多方的責任和義務的分擔問題。
“0-3歲的孩子送去托管并不合適，寶寶還太小了。”吳娜告訴中新網記者，現在她的寶寶是長輩在看護，為此她減輕了不少煩惱。
吳娜說，“很多人處對象的時候總擔心處理不好婆媳關系或者和長輩的關系，但真的有了孩子，能有爸媽在身邊幫忙帶帶孩子能消除挺多麻煩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安心。”
資料圖：某托管機構接小學生放學。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幼兒園安全問題引關注
——“幼有所教”也要注重保護幼兒健康
如果說0-3歲孩子尚還有讓老人來照看的余地，那到了進入幼兒園的年齡后，家長又將面臨為孩子選擇幼兒園的難題。除了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這兩年頻頻曝光的幼兒園虐童事件，又讓家長對入園后孩子的安全產生顧慮。
今年11月，在湖北一家公立幼兒園做幼教的華瑩瀏覽新聞時得知，北京一家民營幼兒園被曝有教師虐童現象，這讓她感到訝異。
華瑩告訴記者，她本以為像這樣的民營幼兒園，都比較重視品牌的打造，在管理上應該到位。
事實上，這起虐童事件并非個例。有媒體梳理發現，僅在2016年，全國就有至少五起類似的有幼兒園教師虐童事件被公之于眾。
近日發布的《2018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指出，幼兒教師的數量尤其是質量是困擾學前教育發展的瓶頸，在實現“幼有所教”的同時也要更加注重保護和促進幼兒身心健康。
“幼師的門檻其實很高，并不是誰都可以做好，特別是現在的幼兒園大多都是無死角的監控，在這樣的壓力下，不成熟的幼師容易出現情緒化的表現。”幼教虐童事件讓華瑩感到五味雜陳，她不希望公眾對她的職業整體上存在誤解。
資料圖：中關村一小門外等候接孩子的家長。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小學減負放學早，孩子誰來管？
——業界呼吁學校發揮積極作用
離開了學前教育，孩子的托管問題是否就不再是難題？其實不然。
近年來，伴隨著中小學減負工作推進，不少地區的小學放學時間都提前到了下午三點半左右，也因此帶來了所謂“三點半難題”——學校放學后、家長下班前的這段時間，孩子誰來管？
在湖北武漢一所重點小學任教多年的于慧告訴中新網記者，她觀察發現，她的班上有至少一半的孩子都是爺爺奶奶接送，每天放學時校門口還聚集了不少社會上的托管班在發放傳單。
而在北京，有媒體曾調查發現，一些小學生托管機構每月的費用超過1000元，加上用餐費，一個月的費用加起來就接近2000元，對于不少家長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即便這樣，因為需求多，托管機構的名額也非常搶手。
為此，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印發的《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就明確，要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廣大中小學校要結合實際積極作為，充分利用學校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
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對媒體指出，解決“三點半難題”還是要讓學校發揮積極作用，多開展豐富的課外活動，但這就要求政策上有傾斜，著重給予老師補貼，提高老師的積極性。
資料圖。中新社發 富田 攝
中國家長該如何“寄托”下一代？
盡管上述受訪者吳娜明確告訴記者，自己確實對孩子未來的教育有過一些顧慮，但她認為，家長的焦慮情緒是永遠無法根除的，畢竟孩子就是一個家庭的“掌中寶”。
政策層面，官方一直在對這些社會關切做出回應。今年北京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發生后，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就公開表示，幼兒園發生的這樣一些事情，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群眾剛性入園需求與學前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存在的矛盾。
田學軍透露，“教育部正在就學前教育立法進行調研，已經啟動程序，為學前教育依法辦園、規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此外，今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改決定開始實行，其中，“新建、擴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人民政府應當按照與公辦學校同等原則，以劃撥等方式給予用地優惠”等規定被認為是進一步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關鍵。
“陪伴才是最好的托付”，在吳娜看來，無論是學前教育階段，還是小學的放學接送、托管問題，家長本身都理應付出更多時間，身體力行去陪伴孩子。(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作者：湯琪 冷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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