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

　　外包。近年，外包越來越成為廣泛應用的國際生產方式。有些技術和設計所有者選擇向一個或者多個供應商外包產品制造環節。同時，這些所有者通過投資運營研發設計活動來控制價值鏈。比如，蘋果公司擁有專利和設計等知識產權，并控制品牌和營銷渠道。2017年世界知識產權報告(WIPO, 2017)稱，蘋果手機價值鏈上，蘋果公司獲得了蘋果手機售價中42%的收入，其余22%為材料費用，15%為配送零售費用，5%為知識產權授權費，5%為其他；而其余只有1%是中國勞動力支出。類似的，華為和三星分別獲得了各自手機42%和34%的價值鏈增加值(WIPO, 2017)。

　　外包不僅僅出現在技術密集型的電子產業也出現在其他產業。比如，在咖啡價值鏈上，知識產權包括農民擁有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商標、技術竅門、加工與交易中的貿易機密，以及烘焙調味中的工業設計和竅門。在這個全球價值鏈，品牌被越來越多的當成差異化工具(WIPO, 2017)。

　　外包在服務產業中也非常普遍，特別是那些專業或商業服務可以拆分，而且遠程服務在數字技術條件下變得切實可行的產業。比如，在商業服務產業，跨國公司擁有品牌和流程設計知識產權同時將財務部門外包給印度和東南亞的承包商。

　　在這個模型里，知識產權的價值是最終產品去除總成本和外包成本后的凈利潤。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可以不通過直接投資就在全球價值鏈不同環節獲得專利、設計、品牌、貿易機密和技術竅門的價值。這些所有者可以是價值鏈的控制者（如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或者參與者（包括發達和不發達國家的企業）。

　　需要注意的是，通過外包獲得的知識產權的價值不僅僅發生于發包與承接國家。因為最終產品是全球銷售的，而知識產權的價值被包含于最終產品之中，無論是否通過承接國家，這些產品既出口到外包承接國家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終產品是通過全球子公司銷售的話，出售國家的收入表現為返還到母公司/總部的分紅。比如，蘋果公司美國部分無形資產產出價值的收入既包括蘋果手機產品中包含的知識產權出口到中國的，也包括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這部分收入應當從世界各地以分紅的形式轉移回美國總部。然而，這個部分是母國非常難以監管的。跨國公司有理由不轉移這部分利潤回母國。

　　合作。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可以與其他公司和機構形成合作或者聯盟。無形資產在這種情況下被當做一種資產。相應的，價值獲取的方式為根據無形資產在聯盟總資產中的占比獲得最終產品增加值的一定分成。這種方式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資且不需要股權投資。這種貿易方式由幾種不同形式。比如，供應方可以授權專利但是并不把它轉變為股權或者授權費，相反，知識產權所有者獲得事先約定好比例的最終產品銷售收入的分成。另一種常見模式是所有參與方建立一個平臺，共同進行研發活動，如果研發成功，這個平臺會繼續進行生產和商業化。這種方式可能需要雙方或者多方合作。一個例子是Sematech，它是一個美國半導體技術平臺，包括美國的公司，后來還包括一些其他國家公司(Walsh et al., 2016)。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的3G開放平臺，它包括了大唐、華為、中興、西門子和一些小型美國公司 (Mu和Lee, 2005)。

　　咨詢服務是一種通過培訓、咨詢服務、售后服務、安裝和運維等向個人和組織知識轉移的方式。知識產權由所有的接收者分享（盡管所有者仍然持有知識產權）。知識產權的價值實現是通過咨詢費用實現。

　　IMF定義服務收益為無形資產產品可同時生產、轉移和消費的經濟產出。2016年，服務的國際支出已經達到37770億美元之多。中國支付了4526億美元用于進口服務，同時收入出口服務費2084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支付了5047億美元的服務進口費，同時收入了7524億美元出口服務費。圖5是中美商業服務進出口。圖6是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商業服務貿易凈收支。對比中美兩國的保險和金融服務和信息通信技術服務（附錄1）也呈現類似的關系。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知識產權價值獲得方式，咨詢服務獲取的價值比較低，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種形式的知識產權的獨特性和不可復制性更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識的公共品屬性，無形資產的貿易也會在全球價值鏈上，同行業、集群和地區產生外部性和溢出效應。一般來說這種溢出和外部性對當地經濟是正向的，但是測量起來很困難。

　　一體化的測量統計框架

　　所以，如果我們同時考慮產品和無形資產貿易，并且假設無形資產貿易在本文提到的所有方式中都會發生，國家貿易關系不再是線性的2×2模型，而是“蜘蛛”或者“蛇形”等網絡模型(Baldwin和Venables,2013) 。我們必須用更復雜的網絡模型來考察貿易，這使得追蹤無論是無形資產還是有形資產的貿易流都頗具挑戰，因為這些貿易流交織成了一個多環節、多邊貿易網絡（如圖7所示）。

　　無論網絡模型如何復雜，如果我們只考察兩國，A和B，之間的貿易關系，那么國家A向國家B的出口應當包括：

　　(1) 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賬戶下“貿易平衡表”中的產品出口，

　　(2) 經常賬戶下資本項目中無形資產授權產生的授權費用，

　　(3) 經常賬戶下資本項目中知識產權或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的收益

　　(4) 經常賬戶下無形資產形成的資本和對外投資獲得的資本項目收益，

　　(5) 記錄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銷售中的無形資產通過外包、合作/聯盟產生的增加值（技術、管理資本和品牌）。

　　相應的，國家A從國家B的進口應當包括1）產品進口，2）知識產權支出，3）無形資產密集的服務支出，以及4）跨國企業子公司對母公司的資金轉移（詳見表3）。

　　跟蹤記錄表3中第四、五項貿易收入是最具挑戰的。基于避稅等各種考慮，跨國公司有可能會轉移價值到低稅率的國家。基于戰略的考慮，跨國公司有可能會吧收入直接投資到第三國家。因此，跨國公司母國很難跟蹤監管這些經濟活動。第五項貿易收入理論上是可以觀察到的，而實際上卻很難，觀察成本很高。因為這需要我們跟蹤全球價值鏈的每一種貨物，基于每一步生產所需的復雜的投入品計算增加值。同時，在很多情況下，一個強勢的知識產權所有者會根據知識產權、產業、市場、合作伙伴和目標市場的特點利用各種方法來獲得知識產權的收益。這就使得跟蹤和記錄知識產權收益更加困難。即便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基礎上考慮了無形資產貿易，因此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更完整宏觀的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貿易圖景。產品貿易的平衡不再是一個好的測量貿易關系的指標，甚至包括服務貿易在內也遠遠不夠。無形資產貿易的多樣化應當也被考慮進來。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利用數字技術（如物聯網和大數據）和全球價值鏈上公司的可靠的自陳系統。而這個新框架和數據收集工作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前提條件是通過國際合作達成一個統一標準和可行的實施方案。

　　以美國總體貿易收支為例，表4列出了詳細的產品和無形資產貿易項目。知識產權凈收支的數據來自于IMF。商業服務數據來自于世界一體化貿易解決方案。美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和外商直接投資（FDI）來自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由于交通運輸服務可能包含較少的無形資產貿易，最終無形資產貿易中只計算了保險與金融服務和計算機、通訊和其他服務貿易。由于FDI中包含的無形資產凈收益并沒有統計數據測度，我使用幾種不同的測度來近似代表它。其中，我假設美國無形資產平均凈收益為對外投資總額的2%或者3%。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對美國直接投資中也包含了美國的無形資產進口。由于美國在許多行業無形資產都處于領先地位，為了剔除與無形資產貿易無關的FDI，我僅僅計算美國無形資產密集產業的FDI，既：1）制造業，2）信息產業，3）專業、科技服務業；然后以這些產業FDI總額的2%或者3% 來近似估計其他國家對美國FDI的無形資產平均凈收益。當然，這是一個假設的比例，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發現的在不同產業變化非常大。另一種對無形資產通過FDI進行貿易的凈收益的估計是美國OFDI和FDI未經成本現價調整的收入（見表4）。最后，無形資產貿易收入中的外包收入由于難以追蹤且沒有比較完整的數據，所以我僅收錄了一家跨國公司，蘋果公司，的公開年報數據和在WIPO (2017)發表的嚴謹的研究數據為例。

　　根據表4，考慮了無形資產貿易收入后，2016年美國的貿易凈收支（包括產品、知識產權、保險和金融服務、計算機通訊和其他服務，以2%收益率計算的OFDI存量凈收益和以2%收益率計算的無形資產密集行業FDI存量凈收益，以及蘋果公司的非美國部分收入）為3963.8億美元逆差，比 7499.3億美元僅以產品貿易計算的逆差減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國貿易凈收支為3971.5億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億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計算并未考慮除了蘋果公司外的通過外包活動產生的無形資產貿易。并且，以上計算假設OFDI和FDI包含的知識產權收益為存量總額的2%。如果知識產權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總額的3%，美國貿易逆差2016年會減少到3622.1億美元，2015年減少到3635.4億美元。

【糾錯】

責任編輯： 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