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來訪問非洲十國 與中非關系的發展
萬隆會議后，中央加強了對非洲情況的研究，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對非洲朋友說：“我們對非洲的知識太缺乏了，需要好好研究。”（毛澤東同加納共和國總統恩克魯瑪會談記錄，1961年8月16日。）為此，他建議：“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情況。”“我們對于非洲的歷史、地理和當前情況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簡單明了的書，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頁就好。可以請非洲朋友幫助，在一二年內就出書。內容要有帝國主義怎么來的，怎樣壓迫人民，怎樣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敗了，現在又怎么起來了。”（《毛澤東外交文選》，第465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具體指導下，世界知識出版社于1962年編輯出版了第一本介紹非洲情況的入門書——《非洲手冊（概況部分）》（這本書經補充增加內容后于1981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重新出版，書名為《非洲概況》。）。這本書的編輯出版，對新中國進一步了解非洲，制定正確的對非方針政策，為周恩來即將出訪非洲十國，提供了有益幫助。就周恩來而言，通過萬隆會議他已經同四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有了交往，但只是初步的，對非洲國家的具體情況仍然比較隔膜。萬隆會議以后，周恩來通過來訪的非洲朋友和我駐非洲國家使館增加了對非洲情況的了解，但仍感不夠。他主張，應該走出去，“對一個國家親眼看看，有益得多”（周恩來同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8日。）。
1963年12月14日至30日、1964年1月9日至3月1日，周恩來歷時55天訪問了歐亞非十四國，其中有十個非洲國家，即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58年2月埃及同敘利亞合并而成，1958年3月，也門穆塔瓦基利亞王國（后來的阿拉伯也門共和國）以合眾的形式加入，整個聯盟因此更名為“阿拉伯合眾國”。1961年9月敘利亞宣布退出，12月北也門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這個國號直到1972年為止。）、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十個國家的總面積占整個非洲面積的1/3；總人口一億多，占非洲總人口的2/5。其中蘇丹是非洲最大的國家，比較小的突尼斯只有10多萬平方公里；阿聯、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是阿拉伯國家，加納、馬里、幾內亞、索馬里是黑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人口的大多數為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混血種。可以這樣說，被訪問的雖然只有十個國家，但有很大的代表性。其中八個國家已同中國建交，突尼斯正準備同中國建交，埃塞俄比亞是非洲國家首腦會議的發起國，同蔣介石集團沒有外交關系。這次出訪是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訪問非洲，周恩來認為，“是我們國家對外關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和影響”（周恩來關于訪問亞非歐十四國報告，1964年3月30日。）。
從中非關系發展史的角度看，這次出訪具有里程碑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增進了中國對非洲國家的了解，由此形成一些新的認識，使對非工作的開展更加切合實際。周恩來在出訪各國過程中，除了通過參觀對非洲空前高漲的革命形勢、豐富的礦產資源、人民的熱情友好留下深刻印象外，還通過高層會談了解到更多的新情況，形成了新的認識。
比如，了解到“非洲民族獨立和統一的愿望是并存的”。在訪問幾內亞時，杜爾總統告訴周恩來：“亞洲是在根據民族系統形成國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們不得不照顧當時的實際情況。而非洲就不一樣，許多國家是人為劃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統劃分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98頁。）如幾內亞（指今幾內亞比紹共和國。）、葡屬幾內亞、塞拉勒窩內（ 指今塞拉利昂共和國。）和利比里亞都是一個民族，卻被分成四個國家。西邊的塞內加爾、南邊的象牙海岸、北邊的毛里塔尼亞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國分割。又如，加納、多哥、達荷美（指今貝寧人民共和國。）也都是一個民族，但加納被英國占領，多哥和達荷美被法國占領。周恩來說：“關于這一點，這次我們訪問非洲之后才了解。”（周恩來同緬甸總理奈溫會談記錄，1964年2月16日。） 這些新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非洲的禍害超過了亞洲” (周恩來同索馬里總理舍馬克會談記錄，1964年2月2日。)； 這種人為的分割，是非洲國家獨立后至今相互之間還存在邊界和民族糾紛的根源。從這個情況出發，周恩來提出：在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爭中，“要根據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愿望”，第一，先按帝國主義劃分的地區取得獨立，然后逐步爭取全部非洲國家獨立。“如果不這樣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統獨立，那就會紛爭不已，正中帝國主義的詭計。”第二，爭取非洲國家的統一和團結。（《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98、399頁。）這一思想得到非洲大多數國家首腦和人民的認同。
比如，在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周恩來發現許多國家，“只提反對殖民主義，不大愿意提反對新殖民主義，避免影射美國”（ 周恩來、陳毅致中共中央并報毛澤東的報告，1964年1月10日。）。 他們認為，“不能不考慮同美國的關系”，“美國會停止援助，甚至連一個小零件都不給”；（周恩來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會談記錄，1964年1月30日。）“現在不能馬上突出反對新殖民主義，不馬上在兩線作戰”（周恩來同幾內亞總統本貝拉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3日。）。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一方面在談話中揭露美國新殖民主義行徑，另一方面同意在兩國公報中不直接提反美口號。他說，“我們的行動口號要照顧大多數，也就是照顧中間分子”，“在非洲大家庭中，如果口號提得太高，落后的會反對，中間的也會感到害怕和憂慮”。（周恩來同加納總統恩克魯瑪會談記錄，1964年1月14日。）
比如，在經濟技術援助方面，周恩來發現，施工的機械化程度需要很高才能降低成本、少用勞動力，收效快；機械設備需要適應熱帶的潮濕和干燥氣候，等等。他指出這些新問題“要解決”。（周恩來同索馬里總理舍馬克會談記錄，1964年2月2日。）
比如，在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海爾塞拉西皇帝談到同索馬里、肯尼亞之間的民族爭執問題，提醒中國方面要考慮援助索馬里的方式。周恩來說：這“對我們是一個新問題”，提出對非洲國家之間的爭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場”，“支持非洲各國和平解決彼此的爭端”。（周恩來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會談記錄，1964年1月30日。）
比如，在談到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時，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告訴周恩來：“參加國的積極性比1955年第一次時是減低了”，因為“萬隆會議時主要講各國解放”，會后這些年，“亞非許多國家獨立了，如再開，已經沒有什么動力來推動會議討論什么問題”。如果要開，“現在可以談非殖民化，解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題。現在如再談解放問題，也許只有兩三個國家感興趣，如不解決不發達的問題，就不可能有和平共處，會引起對別人的干涉”。（周恩來同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會談記錄，1963年12月28日。）周恩來贊成哈桑二世的兩點意見，并在訪非過程中建議：第二次亞非會議如果召開，一定要使“一些原則更加具體化，特別是促進亞非各國相互之間的了解、幫助和經濟合作”；指出“非洲國家的問題相同：擺脫殖民統治，在國家形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要非殖民主義化”。（周恩來同突尼斯總理布爾吉巴會談記錄，1964年1月9日。）
（二）出訪中，針對各國關心的問題闡明中國政府的立場，增進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了解，消除疑慮和誤解。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際形勢激烈動蕩，美國和蘇聯利用舊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從各自國家的全球戰略出發，加緊了對非洲的工作。1958年，美國國務院建立了第一個由一位助理國務卿領導的單獨的非洲司；同一年，蘇聯外交部也建立了一個專門負責非洲事務的機構。美、蘇在加快從政治、經濟等方面滲透和侵入非洲的同時，還挑撥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與此同時，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已經公開化，中印邊界也出現了兩次武裝沖突，引起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美國的援助使一些國家產生幻想，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援助對一些國家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有些國家對中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誤解或疑惑。為此，周恩來在出訪中，就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中印邊界沖突等問題的真相和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作了詳細的解答和說明。隨同周恩來出訪的孔原、黃鎮在給外交部的報告中以幾內亞為例說：“會談和講話，由本?貝拉起都全神貫注，靜聽總理發言，并親自做筆記”；他們很重視周恩來所談的問題和觀點，認為“對他們有幫助”。（孔原、黃鎮致外交部的報告，1963年12月27日。）這對減輕我國來自美、蘇、印方面的壓力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