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
——專訪全國老齡辦黨組成員、中國老齡協會副會長吳玉韶
對應六十年前的出生率變化，我們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新增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是逐年下降的，分別為439萬、316萬和332萬。但是，到2022年之后，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會大幅加快。“十四五”時期新增老年人口將是“十三五”時期的1.5倍。
全國老齡辦黨組成員、中國老齡協會副會長吳玉韶
“2020年既是‘十三五’規劃收官、‘十四五’規劃編制之年，也是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第20年。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老齡事業和老齡工作，很有意義”。
近日，全國老齡辦黨組成員、中國老齡協會副會長吳玉韶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關鍵“窗口期”。“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新增老年人口將是“十三五”時期的1.5倍，2025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
急劇的老齡化大潮席卷而來，隨著“60后”逐步加入老年群體，我國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既面臨著新機遇也面臨著新挑戰。
吳玉韶在訪談中表示，“十四五”期間“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將進一步完善，人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的目標將會實現。針對“一床難求”和“養老護理人才短缺”的現狀，和老人們“活得長”、更想“活得健康”的愿望，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給出了解決方案，并就我國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年來的實踐進行了盤點，回答了什么是積極應對老齡化的中國方案。
“60后”，新一代
《瞭望東方周刊》： “十四五”時期將成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關鍵“窗口期”。據預測，2025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同時，新中國成立后第二次“嬰兒潮”的高凈值人群將逐漸步入老年。這些將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深刻改變？
吳玉韶：展望“十四五”，不妨先回顧歷史。
大家都知道，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后，我國迎來了第二次“嬰兒潮”。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1959年我國出生人口是1635萬，1960年是1402萬，1961年下降到最低，是1200萬。緊接著就是“嬰兒潮”，1962年是2451萬，1963年達到峰值2931萬，1964年是2721萬。
對應60年前的出生率變化，我們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新增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是逐年下降的，分別為439萬、316萬和332萬。但是，到2022年之后，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會大幅加快。
根據預測，2022年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將突破14%，我國將從人口老齡化社會進入到老齡社會。2022年，我國新增60周歲及以上人口將超過1000萬，2023年達到1408萬。估算起來，整個“十四五”時期，我國新增老年人口可達5200萬，是“十三五”時期3500萬的1.5倍。
《瞭望東方周刊》：按照這個計算，2023年一年的新增老年人比2019、2020、2021年新增老年人總和還要多。
吳玉韶：對，不僅是數量大，這批“60”后將是新一代老年人，他們和“50后”“40后”“30后”大不一樣。
我曾經在一次論壇上給他們做過畫像，“60后”的新一代老年人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有較強的養老儲備。除了養老金以外，他們大多數還有資產和保險。二是有較高的消費意識。以前我們常說老年人沒錢、不敢消費，未來很多“60后”不僅有錢，而且有消費的潛力和意愿。第三，他們有過上高品質養老生活的期待，會主動規劃，講究生活品質。第四，不同于上幾代老年人，他們普遍具有較強的運用科技與信息化的能力。
人口老齡化的快速增長以及老年群體結構的變化，對發展老齡事業和產業來講，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發展老齡產業，最難的一點是內需不足。老年人不愿消費，很多地方養老服務大多靠政府購買服務。所以養老行業有一句話，叫做“免費的都行，花錢的都難”。但是“60后”進入老年以后，消費結構將發生變化。他們會主動消費，愿意購買服務。這樣的需求將推動老齡產業變革，真正從政府驅動轉向市場驅動。
另一方面，新一代老人們的高品質養老服務需求會明顯提高。上一代老年人有個基本服務就行了，但“60”后新一代老年人要品質，要個性化，要有文化內涵，對老齡產業來講，如何實現從外延發展、數量增長向內涵發展、高質量增長，也是一個挑戰。
重慶市首家五星級老年護養中心——重醫附一院青杠老年護養中心一位老人在圖書閱覽室閱讀書籍 （劉潺/攝）
“家庭養老”需要“組合拳”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發布報告，稱“十四五”時期我國的城鎮化率將達到65.5%。這對人口老齡化有怎樣的影響？
吳玉韶：城鎮化對養老的影響很大。社會上有個說法，“孩子越有出息，理論上離你就越遠”。因為出生縣城的可能希望到地級市，在地級市的想到省會城市，省會城市的會到北上廣一線城市。所以有的老人會說，“子女都是在電話簿里”，老人真要出現問題，給子女打電話求助，其實解決不了問題，這也是為什么現在要大力發展社會化養老服務。
另外，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以及空巢化、少子化，給養老服務增加了新難度。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家庭戶均人口為4.41人；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家庭戶均人口就降低到3.10人；預計今年進行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家庭戶均人口會進一步降低。
《瞭望東方周刊》：未來，老年人養老還能指望家庭嗎？
吳玉韶：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將“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為“老年人養老以居家為基礎”，現在我們講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目標也是“以居家養老為基礎，以社區服務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補充”，好像沒有提到家庭養老，所以社會上很多人誤解了，以為家庭養老過時了，今后養老不要靠家庭了。
其實，新名詞“居家養老”，包括了家庭養老，居家養老是指傳統的家庭養老+現代的社會保障和社區服務。需要強調的是，不能為了發展社會化養老服務，而忽視家庭養老，甚至反過來批評家庭養老過時了，這是錯誤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講話時強調：“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西方高福利國家的福利制度也在轉型，方向恰恰是重新認識和強調發揮家庭的作用。
所以，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不論社會化養老體系如何發達，家庭養老都不會過時，也不可或缺。尤其在精神慰藉和親情關愛方面，家庭養老的優勢是其他養老方式難以替代的。
2020年7月29日，民政部發布了一組數據：我國養老機構床位數429.1萬張，收住老年人為214.6萬人。這說明了什么？說明絕大部分老年人是選擇居家養老的。2019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人達到了2.54億，算起來入住養老機構的老年人連1%都不到。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簡單回歸到過去的家庭養老，家庭養老是重要的基礎，同時還需要社會服務、社區服務和機構養老的補充和支撐。
《瞭望東方周刊》：《健康中國行動》提出要“逐步建立支持家庭養老的政策體系”。 “十四五”期間，我們可以期待怎樣的政策？
吳玉韶：家庭養老是中國的傳統，也是世界性的趨勢，但現在只講家庭養老重要性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制定支持家庭養老的政策，使家庭不僅重要，而且成為可能。“十四五”期間，要繼續出臺支持家庭養老的各項政策措施。
比如“照料假”，目前已有福建、四川、山西等十多個省份出臺了政策，當老人患病住院期間，用人單位給予子女假期照料陪護，期間工資福利待遇不變。雖然多地出臺了政策，但要落實到位，還要完善相關配套政策，真正使好政策能夠落到實處。
比如“家庭養老床位”，江蘇南京、廣東廣州、山東青島等地正在試點，通過整合社會資源、激活社區服務，可以讓老人在家就能享有專業化的照護服務，真正使家庭床位變為養老床位。
再如“喘息服務”，北京正在試點，給長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員每月4天的“喘息”時間，由政府購買專業護理人員上門照料，或者把老人接送到機構托養幾天。
還有對照料父母的子女或者親屬進行護理技能培訓的政策，也特別重要，有的地方正在研究試點。
需要強調的是，支持家庭養老政策涉及方方面面，是系列政策的組合，需要各有關部門協同配合，需要各地進一步探索試點，才能真正實現“讓老年人盡可能長時間在家庭養老”的目標。
破解“一床難求”要調結構
《瞭望東方周刊》：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提出確保到2022年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這個目標節點正好也是在“十四五”時期。
吳玉韶：對于廣大老年人和做養老的人來說，這是令人很受鼓舞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問，什么叫基本養老服務？
事實上，關于基本養老服務，不僅內涵和外延需要明確，標準需要設定，如何保障有效供給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這些年來，各級政府在為老服務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還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太滿意的地方，癥結就在于“政府當做的”和“市場當做的”沒劃分清楚。對于老年人來講，肯定是希望政府做的越多越好，但實際上，養老是一個龐大的民生工程，不僅是事業，也是產業，政府、市場、社會、家庭和個人都有各自應盡的責任。
厘清“基本養老服務”的內涵、外延和標準，對推動養老服務業發展意義重大。對于政府來講，可以聚焦目標精準施策發揮政策更大效益，對于老年人來講，可以明確養老預期做好養老儲備減輕養老焦慮，對于企業來講，可以釋放更大的市場空間，把養老產業做大。
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的目標，要根據不同地方不同經濟發展水平，針對不同經濟收入、不同年齡段、不同身體狀況的老人，要細分群體，科學設定標準，使基本養老服務既要公平普惠，又要可持續有效率，這是“十四五”期間值得期待的一項重要任務。
《瞭望東方周刊》：你前面提到的那組民政部床位數據顯示，我們現有的床位有一半空置著，但“一床難求”的現象也很突出。這個問題怎么解決？
吳玉韶：現在養老床位“一床難求”主要有三類：一個是位于城市城區的養老床位，一個是公辦養老機構的床位，還有一個是具備照護功能的養老床位。而空置床位主要在農村敬老院，以及一些只能提供吃、住普通生活功能的養老機構。
要解決“高空置率”和“一床難求”兩極分化的問題，就必須調結構。
“十二五”時期，國家提出“到2015年，我國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數達到30張”。因此，這個時期養老機構得到了大力發展。“十三五”時期，國家沒有再提數量的要求，而是提了兩個結構性的指標：一個是政府運營的養老床位占比不超過50%，一個是護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30%。
宏觀調控目標的變化，說明我國的養老床位要從數量增長轉向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
自2017年以來，民政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部門聯合持續開展了四年的養老院服務質量提升專項行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持續調結構、提質量，大力發展具有護理功能的社區嵌入型養老機構，這是“十四五”期間我國養老服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一位來自四川的老人在海口山海療養院游泳（趙穎全/攝）
養老護理人才：還缺1000萬
《瞭望東方周刊》：發展到今天，我國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或者說痛點是什么？
吳玉韶：我認為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或者痛點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居家養老服務的獲得感不夠強。大力發展居家養老服務是“十三五”的重點，出了很多政策，進行了很多試點，各級政府也投入不少，但離我們的目標，離老年人的要求還有差距。
這個差距主要表現在，現在大部分養老服務還是助餐、助潔、維修等專業性不太強的家政類服務。老人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專業性強的健康類服務，特別是能夠提供上門的專業服務，比如上門打針、上門體檢、上門護理、上門康復等。這些專業性服務目前還比較少，即便有，價格也比較高，老年人難以承受。
老人們的第二個痛點是缺乏精神關愛。由于家庭小型化日益明顯，獨居空巢老人越來越多，尤其是高齡老人，他們出門很不容易。但現在，能夠為居家老年人提供文化娛樂類的產品和服務非常少，不僅公共服務少，市場化服務也很少。
《瞭望東方周刊》：要解決這兩個痛點，都迫切需要相關的專業人才，但我國養老服務人才短缺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新話題了。
吳玉韶：養老服務人才短缺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由于我們人口老齡化時間短，養老服務業發展時間短，我國養老服務人才短缺問題更為突出。
按照每三位失能老人需要一名護理人員的國際標準來計算，我國有44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養老護理員需求超過1000萬，但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我國持證上崗的養老護理員僅30多萬，缺口巨大。
《瞭望東方周刊》：算起來，仍然有超1000萬的人才缺口。這個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吳玉韶：造成這個缺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養老服務業在我國是一個新興產業，發展時間短，而養老服務業需要的人才又是多專業的，人才培養需要有一個過程；第二，養老服務業具有特殊性，特別是養老護理員，收入水平不高而又工作時間長、工作難度大，職業吸引力不夠強；第三，由于養老服務業的特殊性，目前社會對從事養老服務職業的認可度還不是很高。
解決養老服務人才短缺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從源頭抓起，加大養老服務專業人才的教育培訓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真金白銀”地投入，這一點特別重要。
比如北京市最近就出臺了《北京市養老服務人才培養培訓實施辦法》，扶持力度很大：對專職從事養老服務工作的，入職滿一年后分三年發放獎勵，標準為本科以上6萬元，專科（高職）5萬元，中職4萬元，對一線工作的養老護理員，每人每月補貼1000元。
同時，為了營造全社會重視養老、支持養老的氛圍，要加大宣傳力度，比如評選表彰“最美養老護理員”“最美養老院長”等。
現在，我們在地方調研看到，很多年輕人進入到養老行業，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首厚大家養老社區的老人
“活得長”，更要“活得健康”
《瞭望東方周刊》：十八大以來，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從2010年的74.83歲，提高到2019年的77.0歲，在“活得長”方面取得了明顯成就，但在“活得健康”方面，還有差距。如何才能實現健康老齡化？
吳玉韶：健康長壽是人類永恒的追求。其中，人均預期壽命可以說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經濟社會越發達，人均預期壽命越長，人口老齡化率越高。國際上是這樣，國內也是如此。
在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最長的是上海，為83.66歲，第二是北京，第三是天津。全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到了77.0歲，對比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5歲左右，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但是，現在追求的長壽不僅僅是指個體自然壽命的延長，更是要有質量、有尊嚴、更健康的長壽。
目前，我國超過1.8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其中又有75%以上老年人患兩種以上慢性病。老年人整體健康狀況還存在著患病比例高、患病時間比較早、帶病生存長等問題。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2019年《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提出，“從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 “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責任人”，這為促進老年人健康指明了方向。
《瞭望東方周刊》：我國老年人健康素養現在如何？
吳玉韶：老年人最關注健康，生活經驗也比較豐富，應當是健康素養水平高的群體，但是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19年全國健康素養監測結果顯示，全國平均水平為19.17%，而老年人的健康素養水平反而較低，只有國民水平的一半左右。
我國老年人健康素養低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是老一代老年人受文化教育程度和經濟發展影響，長期以來形成一些不健康不科學的生活習慣，形成了健康誤區，比如吃剩菜剩飯；二是近年來信息大爆炸，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選擇信息，存在健康知識不系統、不專業、不規范的問題。
老年人想健康，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健康，出現了很多怪現象。比如過度養生保健，早晨起來按摩，白天健身，晚上泡腳，一天到晚都在折騰自己身體。過度減肥吃素、過度依賴保健品，甚至過度運動，最后瘦到皮包骨頭。老人們覺得跳廣場舞好，都去跳，但是不注意營養，營養不良再加過度運動，那是雪上加霜。
中國老年學學會老年營養與食品專業委員會專家曾做過專項調查，發現我國50%以上的老人存在營養不良。這個數據是驚人的。過去營養不良是因為貧困，而現在的營養不良是因為“無知”的營養不良。
我國心腦血管權威胡大一醫生曾指出，健康養生要同時用好五個“處方”：第一是藥物處方，第二是運動處方，第三是營養處方，第四是心理處方，第五是戒煙限酒處方。而我國老年人大多只會用藥物處方，而營養處方、心理處方大都不會用。
需要指出的是，現在社會上有不少所謂的“養生專家”，沒有相關資質，不負責隨口亂講，背后也有可能“帶藥”“帶貨”，對老年人形成了誤導。所以，老年人健康教育應該由政府主導，相關專業教育和科研組織共同推動，實現老年健康教育的科學化、系統化、規范化。
關于健康素養，還有一個比較普遍的誤區，老年人難以區分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與疾病，把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當病看。其實，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需要的是康復和運動。但是老人們分不清，哪兒不舒服都去醫院治病，醫院也分不清，結果就導致過度用藥和過度醫療。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約有七分之一的老年人不是死于疾病和衰老，而是死于過度用藥。我們對這種情況一定要加強宣傳，加強教育，引起重視，尤其是城市里面的老年人，要謹防過度用藥治療。
《瞭望東方周刊》：關于老年人健康，除了提高健康素養，你還在多個場合提到樹立治“共病”的新理念。什么是“共病”？
吳玉韶：所謂“共病”，也叫多病共存，指“同時具有多種長期且需要復雜和持續治療的健康問題”。“共病”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所以國際社會提倡老年人要治“共病”。
現在，我國正在鼓勵醫院設立老年醫學科，對老年病進行綜合診治。《健康中國行動》提出，到2022年，我國二級以上綜合性醫院設老年醫學科比例要達到50%及以上，到2030年要達到90%及以上。
假設一位老年人有5種病，如果去看專科，得掛5個科，但是在老年醫學科，可以五六個專家一起為他診治——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綜合診治，“治關鍵的病，吃主要的藥”，而不是每個病各開幾種藥，那樣很容易導致過度用藥過度治療。
在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管理人員通過智能養老機器人“阿鐵”查詢老人的服藥時間，智能養老機器人“阿鐵”具有定時提醒老人服藥的功能（黃宗治/攝）
中國特色，中國方案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是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20年，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加強老齡工作決定20周年，回顧20年歷程，有哪些變化值得關注？
吳玉韶：20年來，我國的老齡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社會都不知道到現在全社會能夠形成基本的共識，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
在老齡法規政策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從制定到多次修訂，20年里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共出臺各類涉老政策文件多達數百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老齡政策法規體系。
在老年人保障方面，多支柱、全覆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公益慈善事業有效銜接，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實現了16年連漲，農民養老金也從無到有逐年增加，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基本醫療、基本照護等需求得到切實保障。
在健康養老服務體系方面，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正在形成完善。
在豐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大力發展老年教育，滿足老年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在基層公共文化設施內開辟適宜老年人的文化娛樂活動場所，增加適合老年人的特色文化服務項目，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向老年人免費或優惠開放，為老年人開展文化活動提供便利。支持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志愿者等社會力量開展形式多樣的老年人關愛活動。
在老年人居環境建設方面，包括硬環境的適老化改造和軟環境的敬老愛老的社會氛圍，已經逐步形成氛圍。
《瞭望東方周刊》：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有哪些中國特色的做法？形成了怎樣的中國方案？
吳玉韶：我國根據中國國情，制定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舉措。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既吸取借鑒國際社會的先進經驗，又立足中國實際，有很多中國特色的做法，形成了中國方案。
首先，制度優勢是我們的最大優勢。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能全國一盤棋，凝聚共識，形成合力。
比如我國自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每五年制定一個國家級的老齡事業發展規劃，各級政府也制定老齡事業發展規劃，統籌推進老齡事業與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特別是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規劃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遠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性、綜合性、指導性文件。這是外國很難做到的。
第二個是高質量發展優勢。人口老齡化是前進中、發展中的問題，必須依靠發展來解決。 發展是“硬道理”，也是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舉措，隨著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雄厚的社會財富儲備將為應對老齡化提供堅實物質基礎。
第三個是傳統文化優勢。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家庭養老、孝親敬老的優良傳統，我們始終強調子女有養老責任，無論是法律規定或者民間的約定俗成，都認為是子女有養老的責任，始終強調全社會都要敬老愛老，努力構建敬老愛老的社會氛圍。中華傳統文化里的集體文化、鄰里文化也都推崇互相幫助，抱團取暖，互助養老。
第四個是組織體系優勢。全國從上到下，各級黨委政府都成立了老齡工作委員會，各涉老部門都明確了自己的責任，不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都能做到老年人的事都有人管、老年人的困難都有人幫。
除了政府組織外，還有大量的老年社會組織，他們為政府分憂、為老年人解愁，發揮了獨特作用。
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基層老年協會，目前全國有55萬個，覆蓋了80%以上的城鄉社區，他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在開展老年人思想教育、維護老年人權益、組織老年文化體育活動、幫助高齡失能有病困難老年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為政府老齡工作的得力助手。國外老齡組織來跟我們交流時，都很羨慕我國完善高效的老齡工作組織體系。
比如上海的睦鄰點和各地的互助養老，都是基層老年協會做。最近，我們帶國外的老齡組織到地方考察，在廣西龍頭村看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地老年協會置辦了一些餐具和桌椅，誰家辦紅白喜喪都可以來租，通過這種方式既方便了村民，也可以創收，實現可持續發展。老年人這么有創意的做法，得到外國友人們一致稱道。
其實，這些案例的背后就是中國特色。一大批老年人都愿意不計報酬地志愿服務，他們積極性高，素質強，充滿了創新的活力。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政府積極作為，老年人們凝聚起來自助助人，這就是中國方案，我們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記者陳融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