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于3月12日（星期六）16時15分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尚福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項俊波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新華社記者：這個問題提給證監會劉主席。去年中國的A股經歷了罕見的大漲大跌，很多投資者損失慘重，市場各方付出了巨大代價才讓市場企穩，但是對于最初的救市措施市場各方也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另外，最初的救市措施何時退出，中證金何時退出？
劉士余：謝謝新華社記者提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重，因為你說去年投資者損失慘重。證監會主席一聽投資者損失慘重這件事，就感覺到擔子很重。正如你所說的，去年中國的A股確實經歷了一場罕見的異常波動。我到任以后對這件事也做了專門的了解和分析，為了節省時間，我列一下數據。
2014年7月份之前，中國的股市大體經歷了7年之久的熊市。從2014年7月份開始，中國股市先是恢復性回升，后又出現過快過高的上漲，到2015年6月12日，上證綜指、深圳成指、創業板指數漲幅分別達到152%、146%、178%，隨之而來的就是過快過急的下跌。俗話說，山有多高，谷有多深，泡沫怎么吹起來的，就會怎么破滅。2015年6月15日到7月8日，一共17個交易日，上證綜指大幅下跌32%，造成市場較大面積的恐慌，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幾盡枯竭，形勢危急，非比尋常。當時我作為農行的董事長，感覺全社會好像都在關注、都在焦慮，股指下行的勢頭對當時的金融市場的影響就好比一輛重載的油罐車，不管它拉的是煤油還是柴油，在下坡路上剎車失靈了，輕則車毀人亡，重則引發森林火災、破壞文物、傷及無辜，這叫多重性風險。
全社會關注、全社會焦慮，我也關注，我當時也焦慮，為什么？我在關注農行的股價，農行的股價涉及到兩個方面，一個是投資，我對我的股東要有回報，農行是大盤權重股，它一跌影響股指，證監會就得問責我。我還擔心我的客戶，也擔心我的資產質量。大家都知道我比較長時間從事民生金融工作，深知老百姓掙錢不容易，在市場流動性枯竭、大面積恐慌的情況下，不果斷出手還得了？！那必然會引發更大規模的恐慌，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果斷出手對市場失靈的狀況進行緊急修復之后，結果證明此舉穩定了市場，為修復市場、建設市場、發展市場贏得了時間。我知道新華社提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對該不該出手、何時出手、誰來出手、怎么出手這些關鍵問題都有不同意見。因為每個人擁有的信息量不一樣，他對這件事作出的判斷只和他擁有的信息對稱，大家說的無非是這幾個方面：該不該、何時出、怎么出、誰來出。我想，這些意見都是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建設性的意見，此后的實踐證明了大家的意見雖然有分歧，但是越來越趨同。
觀點收斂在什么方面呢？我體會，收斂在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堅持市場化、法治化這一根本方向上。既然是根本方向，就不能動搖。同時，就新華社記者的這個問題來說，資本的本能是逐利的，資本市場的靈魂在于競爭，競爭就必然有美麗和殘酷兩種格局，“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作為資本市場的參與者，都必須以平常的心態面對這種現實。政府的職能不能動搖，就是維護資本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離開“三公”原則就談不上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談不上對中小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只有保護好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才能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穩健發展。
今后，當陷入市場完全失靈、連續失靈的情景時，仍然應當果斷出手，這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目標，或者說符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國際上任何一個資本市場大體都有這樣的案例。凡是股市異常波動，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國資本市場不成熟是一個重要原因，包括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成熟的交易者、不適應的監管制度。對此，中國證監會必須深刻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加快改革，轉換職能，全面依法加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剛才新華社的朋友講到救市措施何時退出。我首先說，救市這個詞不怎么規范，回答這個問題，到現在我都沒用救市這個詞，因為政府和學術界一般不用救市這個詞，我們叫穩定。有些措施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措施，特別是一些非常規的機制性措施，在市場已經完全進入自我修復和自我發展狀態之后已經解除或者正在退出。至于您關心的中證金的退出，坦率告訴你，我還沒有考慮這事，未來的較長時間內，談中證金退出為時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