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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采訪，我都從握手開始。2012年初秋，沈陽，我握住了一個老工人的手，他叫吳嘉祜，當年90歲，雙手粗糙、骨節大，這雙手參與了新中國第一枚國徽的鑄造。這枚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已經60多年。建國初期，工藝條件落后，吳嘉祜帶著六七個人扎在車間，50多個日夜不眠不休，聽到驗收合格的消息時，壯得像鐵塔一樣的吳嘉祜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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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在新華社工作的一名年輕記者，有幸在職業歷程中收獲不少難忘的人與事。其中，有三個人的淚水讓我至今難以忘懷。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航母ＳＴＹＬＥ”風行全國。當我國首款艦載機殲－１５呼嘯著飛離甲板，躍向湛藍的海天時，多少航空人眼含熱淚，無數中國人歡呼雀躍。然而，沒有人想到，在把自己親手打造的雄鷹放飛藍天后，羅陽，這位殲－１５研制現場總指揮、沈飛集團公司掌舵人，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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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去年12月發生在澳大利亞悉尼的人質劫持事件，一名男子在鬧市區咖啡店持槍劫持了數十人，打出伊斯蘭國旗幟并威脅要引爆安放在悉尼各處的爆炸裝置。當時有一篇記者手記在網絡上和媒體圈流傳頗廣，《新華社女記者悉尼休假遇突發劫案》，這名標題黨女記者就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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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給大家講一個73年前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我們的老社長穆青。1942年，21歲的穆青來到延安，在《解放日報》工作。工作第二天，領導就交給他一項任務，讓他去采訪陜甘寧邊區的工人趙占魁。這項任務來頭不簡單，趙占魁是當時黨中央發現的先進人物，毛主席專門指示，要把趙占魁的優點總結出來，樹立成標兵。按照咱們今天的說法，穆青面對的是一次重大典型人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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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體育比賽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體育報道也如此。尤其是在奧運會、世界錦標賽這些備受關注的國際賽事，作為國家通訊社的體育記者，我們要充分利用權威渠道和語言優勢，掌握話語權，展示中國體育陽光健康的形象，弘揚中華民族精神。 我曾經是一名游泳運動員，進入新華社體育部后，一直負責游泳項目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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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新聞是在書寫明日的歷史。我說，新聞也在搶救昨天的故事。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我們新華社抗戰報道小分隊重新踏上當年的抗戰路，從北到南，一直走到滇緬公路的中緬交界地，希望采訪到更多的見證者，讓世界記住在二戰東方主戰場中國發生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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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做記者第六年，跟我的很多優秀同行們有點不一樣，在我的崗位上，我的采訪對象常常是遠離新聞熱點的人，他們的故事大多很安靜。 做記者第一年，我采訪過一個身患絕癥的青年，他叫王甲。25歲前，他是個熱愛籃球的平面設計師，身體好得像頭牛；25歲后，他說話開始含糊，手指握不住水杯，醫生說，你得了一種罕見病：肌萎縮側索硬化癥，又叫“漸凍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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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我到日本東京做記者。在那里采訪了很多人，經歷了很多事，讓我對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時也對怎樣做好一個記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過，今天的故事，我想先從我的名字說起。2013年10月27日，我到日本佐賀縣多久市采訪那里舉行的紀念孔子的祭孔大典。擔任祭孔獻祭官的多久市市長橫尾俊彥在接受我采訪之前，拿著我的名片打量了半天，說，“你名字中的‘誠’字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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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晚上零點左右，我正準備睡覺，接到了攝影部夜班編輯的電話，要求關注天津港爆炸事故，與此同時，分社的微信群里像炸了鍋一樣討論剛剛發生的爆炸，我刷新微博和朋友圈發現已經有人員受傷的消息，立刻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有的說是加油站爆炸，有的說是化工廠爆炸，在沒有準確消息的情況下，我馬上向分社值班領導匯報直接從家里開車前往50公里外的濱海新區事故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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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受害者需要的遠不是揭發檢舉、不是同情。例如在人口販賣事件中，像郜艷敏這類人恰恰是這個群體中，最有韌性的，也是最愿意對自己的人生負責的一群人。他們這些事件中希望的使者，誰知道有多少人就消無聲息地在這些事件中死亡、消失？這些幸存者是在為他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人和命運默默抵抗、承受和活著。而我們應該如何透過現象來敦促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跟著網絡一窩蜂地去追去炒，恰恰是作為國家級通訊社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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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的根在哪兒？這個問題，穆青老社長早已作出了回答，“勿忘人民”。因為心中有愛，我們的根脈才深深地扎進了腳下這塊土地。因為心中有愛，我們和他們才能息息相通，血脈相連。我是新華社的記者，也是萬千“人民”中的一員。在情感上，他們就是我的兄弟、朋友和鄰居。他們的酸甜苦辣、愛恨情仇，我耳聞目睹，感同身受。他們對幸福和尊嚴的不懈追求，正是我們對社會的信心所在。這就是我繼續前行的動力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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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呼格吉勒圖的家人來說，2014年12月15日是個揚眉吐氣的好日子。這天上午，內蒙古高院的法官們到他們家莊嚴宣布：十八年前以“流氓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的呼格吉勒圖，無罪！ 這一刻，呼格的父母親整整等了十八年；這一刻，我，一個老記者也等了9年多！當時，我老淚縱橫、雙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說：“孩子，你終于清白了，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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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兩年來，我常因采訪走街串巷尋訪鄉村，在平凡的日子中，體察生活的感動。這其中，有三對夫婦的故事最令我動容：他們在粗茶淡飯中，詮釋了什么是生死愛情。第一對是一雙年輕夫婦。2014年3月，我見到了29歲的河北青年小軍和他的妻子。第一眼看到小軍時，我出于本能地嚇了一跳：小軍整張臉皮膚盡失，露出了斑駁的紅色真皮組織，右眼失明，口鼻受損，只能靠通氣管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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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以來，江西分社推出“尋訪貧困兒童”大型融合報道，踐行新聞責任，彰顯新聞力量。這個延續至今的重大報道已進入常態化。作為報道主要參與人，我和同事們走進大山、走進村落，走進貧困兒童內心。我故事的主角就是這些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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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分社在這一次突發事件報道中有一個很好的總結：“黨的立場，國家利益，人民至上，記者責任。”新華社記者在關鍵時刻就是要站穩立場，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充分反映黨中央、國務院“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執政理念和情懷，及時充分反映救援和善后工作進展，傳遞奉獻愛心、撫慰人心的正能量，為事件穩妥處置提供有力輿論支持。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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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僅是因為在現場能夠親眼觀,親耳聽,親身感,捕獲的新聞具有較強新聞價值和魅力?更重要的,這是履行好職責的必要條件?作為新華社記者,當重大新聞發生后必須到現場去,只有到達現場才能反映最真實的情況? 與新聞現場零距離,與采訪對象面對面,記者離現場越近,事實就會越清晰,采寫的報道越有參考價值,進而推動重大政策或措施的出臺,推動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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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做記者三年,由于下鄉多,同事們給我起了個綽號,叫“張鄉長”?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下鄉感悟?如果不是4月的那場地震,我可能很難來到曲松多河——中國和尼泊爾的界河?藏語中,曲松多的意思是“三條河”,河這邊就是我國的吉隆縣薩勒鄉,是西藏地震中受災最重的鄉,距離拉薩超過8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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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駐外已經五年,期間有許多人問我,為什么要做戰地記者,我說,在戰爭中,只有記者距離真相最近?今年3月26日凌晨2點多,也門首都薩那突然傳出巨大的爆炸聲,緊接著密集的防空炮火聲中夾雜著飛機的轟鳴,一波又一波襲來,黑夜頓時如同白晝?我立即打開電腦發稿,并婉拒了進入地下室躲避空襲的邀請,因為作為一名記者,此時此刻我的戰場就在辦公室內,手里的筆和桌上的電腦就是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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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連續攀爬六天六夜，在高寒缺氧的極端環境里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屋脊”乞力馬扎羅山時，我意識到身體所能抵達的高度是有限的，但信念引領的高度是無限的。 當我身處索馬里，在焦土廢墟上努力還原襲擊現場、挖掘人性善惡時，我明白了記者對事實真相的所謂“執念”，其實是一種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 未來的日子里，我愿在新華社這個大熔爐里，用好手中“可抵三千毛瑟槍”的一支筆，腳踏實地，問心無愧，做好每一次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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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前，我加入了“中國式養老調研”的報道小分隊。采訪中，我遇到了一位古稀老人，她唯一的兒子在幾年前意外辭世。可她遲遲不愿去銷掉兒子的戶口，因為她覺得孩子沒有死，還能再回來。于是，每天盼著兒子回來成了她繼續活下去的理由。身邊的人不敢打破她的幻想，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這個希望破滅了，老人就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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