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携手共进：促和平、发展、人权八十载，继往开来，再谱新篇”，这是9月份开幕的第80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联合国的诞生，是众多历史事件共同促成的结果，其成长历程是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80年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人类进步事业提供重要保障，以协调合作为基石的多边主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时，一系列重大危机挑战一再警示我们，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的地位必须维护，不能取代。围绕联合国成立以来全球层面的诸多变化及其自身演进，国际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接受了《环球》杂志记者的专访。

这是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铸剑为犁”雕塑

世界格局经历历史性演变

《环球》杂志：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总体格局演变情况如何？说明了什么？

于洪君：联合国成立以来的80年间，人类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般的巨大变迁，世界格局不断演变。1945年，联合国正式诞生。该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迈向和平与合作的新篇章，极大促进了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全面瓦解。此时，联合国作为二战后最大、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作用得到普遍认可。

然而，当时全力推动建立联合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千方百计企图将联合国打造成美国的外交工具，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人的财富和权势将不断增长，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另一超级大国苏联也全方位与美国争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

两个超级大国的剧烈对抗，直接导致二战后长达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国际斗争，是那个时期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两极世界格局走向终结，人类社会进入以谋和平、求发展为基本诉求的后冷战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世界总体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转变的过程艰难、曲折而漫长。

《环球》杂志：世界格局演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国际组织体系、地区发展等经历了何种变化？

于洪君：联合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直属于联合国或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多边组织和机构相继问世。某些二战前就已存在的多边组织和机构，也于二战后转属于联合国，或与联合国建立密切联系。某些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非政府组织，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活动，或在联合国内设立办事机构。

这些机构和机制，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广泛领域，其主要价值在于，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话与协调合作，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通性问题。

不过，在冷战时期，世界格局总体呈现阵营对抗性质，国际关系长期紧张，联合国作用受限，独立于联合国的多边机制和架构大量涌现。除了早就存在的美洲国家组织外，各地区纷纷建立区域性的多边组织和平台，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拉丁美洲议会、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建立的七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不结盟运动以及七十七国集团等跨区域多边组织，影响更大。

除了这些旨在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区域性组织外，联合国系统之外还出现不少经济与金融类的多边组织和机构，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拉美经济体系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军控与司法类多边组织与机制，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等。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速演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安全对话、人文交流、全方位合作受到广泛重视。一方面联合国体系的角色作用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多边组织和机制也日趋活跃。种种迹象表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国际组织数量，无论政府间的还是非政府间的，今后仍有可能继续增加。这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不断调整的结果。

这张历史照片显示的是 1944年 6月 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场景

联合国架构与角色之变

《环球》杂志：80年间，联合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洪君：联合国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中诞生的政府间合作组织，助力世界和平与发展、保障人权等可谓其与生俱来的使命。自成立至今，无数国际热点或议题中，都留下了联合国的印记。联合国宗旨本身就是其角色的一种反映。

联合国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在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曼谷、亚的斯亚贝巴、贝鲁特、圣地亚哥等地设有办事处，同时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方，设有代表机构，与各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就国际社会或所在地关心的问题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或脚踏实地开展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环球》杂志：80年来，随着时代发展，联合国的关切点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于洪君：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主权国家合作组织，联合国始终关注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保障问题。当世界上某一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乱、某个国家爆发难以控制的军事冲突、人类面临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问题或旷日持久的巨大挑战时，联合国会应安全理事会或绝大多数会员国请求，召开紧急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特别大会或者专门的国际会议，进行审议并制定危机应对办法，确定相关行动方案。

1948年，联合国向中东地区派遣“停战监督组织”。此后至今，联合国在世界多地开展维和行动，方式包括派出军事观察员、联络员、特派团、维和部队等。

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维护经济主权，抵制新殖民主义，纷纷成立石油、咖啡、可可等原料的输出国组织，联合国于1964年专门召开了影响深远的贸易和发展会议。前面提到的七十七国集团，就是在这个会议基础上组建的。

进入70年代，人类资源过度开发问题日益凸显，联合国于1972年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环境问题的专门会议。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联合反霸的国际斗争风起云涌，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形成潮流。1974年，阿尔及利亚领导人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导并主持召开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1975年，妇女问题被提上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议程，联合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派团参加，推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墨西哥宣言》及《世界行动计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5月9日通过一项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首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此后，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主办方通常由联合国五大区域集团轮流担任，并由区域集团成员决定本区域哪个国家具体承办。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机制下的两个历史性文件。

在联合国历史上，2000年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意义更为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189个国家签署的《千年宣言》以及后来确立的全球行动计划包含消除极端贫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在内的8项主要的量化指标。与千年首脑会议相配套的，是当年8月底召开的千年议长会议。来自142个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参加的这次盛会，开启了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合作举办此类会议的先河。

《环球》杂志：与国际时局交互影响，联合国架构等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呈现出怎样的脉络？

于洪君：联合国本身就是为解决国际问题而生。国际时局持续变化，必然影响联合国的自身建设与发展进程，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联合国会员国的数量不断增加。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会员国只有50余个。如今，联合国会员国增加到190多个。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等。联合国会员国数量不断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数量随之变化，1946年成立时为6个，1965年扩大为10个。

此外，联合国不断组织和搭建新的多边机制和平台。比如，苏东剧变尚未完全落定，西欧国家便成立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国家建起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法语国家成立了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等等。在这一大背景下，联合国顺势而为，在其系统内增建了人权理事会、妇女署等新机构，并将早就存在的国际移民组织纳入其系统。目前看来，联合国自身的组织架构和机构设置，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调整。

6月 9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演员在“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文艺演出上表演华服秀“锦绣之约”

全球化时代的地区脉搏

《环球》杂志：全球不同区域对联合国发展、演变相应有着怎样的影响？

于洪君：总体上看，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欧美地区，或者说西方世界对联合国事务的影响，在联合国问世之初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当时在联合国的话语权远大于亚非拉国家。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事务和联合国机构变革影响持续增大的结果。

就国家而言，美国处于西方世界“领主”地位，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联合国总部等许多国际机构所在地，对联合国事务、联合国发展与变革的影响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冷战时期，苏联实力地位与美国不相上下，对联合国事务、联合国发展与变革的影响也相当大。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化，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主动性和支持联合国的积极性同步走强，对联合国事务的影响迅速增大。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多次载入联合国文件，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力量对比，一定会持续发生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进程、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性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为58.9%，明显大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这些新兴发展力量对联合国的影响将不断增强。

《环球》杂志：联合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当前全球治理方面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

于洪君：联合国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见仁见智。我理解，全球化首先是指人类社会在经济活动领域不断加强协调与协作，同时也包括世界各国在人文与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实质和目标，是要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进步与安全，共同开创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联合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理应与时俱进，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推动者和护航者。

然而，国际事务极为复杂，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冷战后，一方面，以联合国系统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新型多边外交愈加活跃，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获得可持续发展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世界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和睦与和平，集团政治、阵营对抗、霸凌行径等帝国遗产随处可见，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沉渣泛起。特别是美国，为维持“国际霸主”地位，大搞地缘政治小圈子，竭力推行单边主义，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

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坚持在联合国内外实行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继承性与创新性相辅相成的多边外交。其突出特点，一是坚守初衷，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系统所开展的符合历史正义的传统多边外交活动；二是抢抓机遇，主动搭建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并符合全球南方共同诉求的新型多边外交活动平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国建设性地参与或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核安全峰会、领导人气候峰会等；另一方面，主导或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组织、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中东欧论坛等，大力推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等。中国的创新型多边外交，极大地丰富了联合国事业，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2018年12月4日，联合国维和人员在黎巴嫩基拉村靠近以色列边境处巡逻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环球》杂志：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全球治理理念下，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等的构建之道，特别是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主要有哪些？

于洪君：新型国际关系是全球学界关注的课题之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这方面，中方立场坚定，主张鲜明，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有学界人士认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根本创新之处在于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和创新。其理论根源可追溯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同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全球治理的批判与重构。

在自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力维护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强调：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环球》杂志：就人类永恒的主题——战争与和平，联合国的发展带来的相关启示有哪些？

于洪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战火自古以来从未熄灭。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时代赋予和平更宏阔的意涵，其意义早已超越“没有战争”的被动状态，更体现为对包容、开放、合作、信任的积极追求，推动各国在安全、经济、文化、全球治理等各领域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共识，凝聚力量。

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多次直接对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相关基金等实行捐赠，帮助联合国推进南南合作、应对非洲疫情、开展扶贫减灾等活动。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出席联合国活动，并作出宣布一系列重大承诺。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无论对于促进联合国事业健康发展，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对联合国成立8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维护正确二战史观，坚持多边主义理念，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