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3月28日電　題：一所香港中學的愛國傳承

　　新華社記者王旭 蘇曉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校史室，司徒宏接受記者采訪（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校史室，86歲的司徒宏老先生環視那一幅幅或暗黃或鮮艷的照片，感慨萬千。

　　他說，正是在這所學校，我第一次了解到祖國。母校和愛國，自此便在他心中連在一起。

　　1946年春天，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在香港辦起了一所新型中學——香島中學。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紅旗的學校之一，“愛國、進步”是這所學校永不褪色的標志。

　　這是香港香島中學的校門口（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在港英打壓下頑強生存、發展

　　“最新奇的是學校的早讀。同學們分成幾個小圈子讀報紙，念時事。”當時才10歲的司徒宏已輾轉讀過好幾所學校，由于他調皮、好動，哪所學校都不留他。直到“另類”的司徒宏走進了這所港英當局眼中的“另類”學校的小學部。

　　這里打開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門。他不知道，這別具特色的讀報紙，正是這所學校培養孩子們了解社會、關心祖國的特殊方式。這一方式一直持續，成為香島中學國情教育的傳統。

　　退休多年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說，港英統治時期，愛國學校受到各種打壓。香島中學第一任校長盧動，就是因為堅持掛五星紅旗在1950年被港英當局遞解出境。

　　楊耀忠介紹，當時的愛國教育主要是兩個方式，“一個是早讀課，二十分鐘時間，讓孩子們讀報紙，重點都是講祖國的重大發展、重大成就。遇到像發射東方紅衛星這樣的大事，全校師生一起慶祝”。另一個就是以各種方式慶祝國慶，“不僅在各種壓力下堅持升國旗、唱國歌。而且搞各種體育、文藝比賽，慶祝國慶”。

　　“在港英時代，愛國學校困難很多。”現任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說，沒有資助，不給生源，學校用地難以獲批，學校老師與外界交往受到監控。學生畢業也受到各種歧視，成績再好也不能進入公務員隊伍，連教育學院、消防隊都難以進入。

　　“我校歷史，不僅是一所愛國學校的歷史，而且是香港地區在殖民統治下進行愛國教育奮斗史的一部分。”細品香島中學校史的這段話，既有沉重，更有豪情。

　　愛國學校嚴謹、嚴整的校風受到香港社會廣泛好評。“有一段時間，香港黑社會滲透學校，家長很擔心。送到愛國學校，孩子學不了壞，是當時社會的共識。”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說。

　　廣大香港愛國同胞是愛國學校最強大的后盾，他們捐助土地，募集資金，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愛國學校。猶如頂翻石板的竹筍，愛國學校在壓力下頑強生存，發展壯大。到上世紀70年代，僅香島中學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達到1萬多人。

　　現任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接受記者采訪（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

　　大家庭般的師生氛圍來自理念相同

　　“香島中學的老師不一樣，就像校歌里唱的——我們是一所大家庭。”司徒宏對這一點念念不忘，幾次深情回顧。

　　“當班主任老師第一次要我放學后留下的時候，我以為又是罰站、訓話。”司徒宏說。但他的班主任李麗珠老師留下他，指出的卻是他有哪些優點。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肯定。我當時就哭了，哭得止不住。”這是他的人生轉折，此后司徒宏變得自強、上進。在老師、學長的影響下，他向往祖國，1950年只身到廣州求學，后來考入了華南師范大學，投身于祖國建設中。

　　這種猶如大家庭一般的師生關系一直延續到現在。年輕的曾老師剛回母校教書不久，她回憶在香島中學上學時，“我不開心，我考試沒考好，我可以直奔教研室找老師訴說，老師會開導我”。

　　如今，她自己也正在把這種關懷傳承下去，“不僅教學生知識，在為人處世、生活態度等心理層面也會幫助他們”。

　　“不同于香港教會學校、私立學校，愛國學校能做到這一條是因為從老師到家長都是靠信念聯系在一起。”楊耀忠1980年開始進入香島中學做副校長。“港英把你打入另類，孤立你，讓你自生自滅。教師收入低，不到其他學校一半，學生被人另眼相看。如果不是同一個理念，教師不會來，家長也不會送學生來。”

　　“我自己是一所‘親臺’學校出來的。”楊耀忠談起了他理念的確立，“那是受國民黨影響的學校，整個中學期間我被他們洗腦。”

　　1971年，他上了大學。那時的香港各高校，愛國學生運動風起云涌，他重新認識了新中國，也走上了堅定的愛國教育的戰場。在愛國學校最困難的時候，他加入了香島中學。

　　上世紀80年代，港英當局逐步開始實行免費教育，靠收學費生存的愛國學校受到很大影響。和其他愛國學校一起，香島中學一面采取措施渡過難關，一面團結社會各界力爭同等待遇。港英當局直到1991年，終于將包括香島中學在內的數所愛國學校列為資助學校。

　　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2020年攝）。新華社發（受訪者提供）

　　教育要推動愛當代中國

　　鄧飛也曾就讀香島中學。從上學時，他就認識到，愛什么樣的中國在香港有著深刻的內涵。

　　到將軍澳香島中學當校長后，鄧飛研究過港英當局排斥新中國的教育手段。“港英當局沒有抹去中文教育或者中國歷史教育，他們知道也抹不掉，所以就采取一種手段，只強調一種文化上的中國，而抹掉當代中國，從而造成香港華人社會頂多只是仰慕文化上的中國，從而排斥當代中國，對當代中國一切的元素都采取一種懷疑、質疑，甚至是討厭的態度。這種別有用心的厚古薄今政策一直持續到1997年。”

　　在鄧飛看來，如果說回歸前愛國學校主要推動的是反殖民地奴化教育，那么在香港回歸后的今天，要推動的就是愛當代中國，“我們的價值就在這里”。

　　回歸以后，各學校到內地交流已成主流，不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需要破除重重阻力。“但不能總是去看名勝古跡。”作為重慶市的政協委員，鄧飛計劃在疫情過后帶學生一面去瞻仰承載古代文明的大足石刻，一面去尋訪重慶的三線建設項目，“讓我們的學生認識那些為實現工業化默默付出的人們”。

　　從新中國到當代中國，如何將愛國這一情懷和傳統傳承下去，不僅是鄧飛，也是楊耀忠、黃頌良等眾多愛國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課題。

　　在香港香島中學的走廊墻壁上，張貼著升旗儀式的照片（3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李鋼 攝